以有余而奉天下的有道者圣人管仲 [复制链接]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自然的规律，不是很像张弓射箭吗？弦拉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低了就把它举高一些，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放松一些，拉得不足了就把它补充一些。

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补给不足的。可是社会的法则却不是这样，要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人。

那么，谁能够减少有余的以补给天下人的不足呢？只有有道的人才可以做到。因此，有道的圣人这才有所作为而不占有，有所成就而不居功。他是不愿意显示自己的贤能。

以上是老子《道德经》中的经典名句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

接下来我们通过春秋第一相管仲管理齐国的几个事例来看什么才是老子所称的有道者/p>

士室之谋

题解：这里的“士室”指每里所置的里尉办公居住之处。士室之谋用行*手段垄断商品，人为提高商品价格获取财*收入，实现社会的转移支付。历史上这种作法常常遭到富人的反对，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支撑才能实现。如果单凭穿丧服，靠道德感化，是不可能实现“损有余，补不足”的调控目标的。士室之谋的目的是抚恤战士，是法家“显耕战之士”的直接体现。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士室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乛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指出：因为人的天生禀赋不同，市场中会自然出现巨大的财富鸿沟，所以满足于将发展经济，将“财富蛋糕”作大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怎要用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都不行（美国*府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搞，年“9·11”事件后尤烈！）还要用*治手段调节能分配，这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所谓“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这种思想正是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所欠缺的，上面说：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那样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

那么，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是如何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呢？它认为，如果国家对市场经济放任不管，必然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而影响社会系统的整体稳定。《管子》轻重十六篇不大厌其烦地提到这一点，并要求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社会和谐发展。

从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等等的兴衰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规律，当公民市民阶层有足够的生活来源以温饱，那么他们是国家最有力的支援，也是国家兴盛的直接因素。但当国家放任兼并，这些公民士兵农民相继破产，不再为国家效力，而是为了温饱投身于垄断的*阀财阀以及大地主贵族时，国家赖以依靠的助力便没有了，即使这些市民与农民公民要为国家作贡献也有心无力，因为他们的生存不掌握在国家手里，而是掌握在垄断的庄园主或者财阀*阀手里，最终，内忧是国家不仅从公民身上收不到税收，也无法从垄断集团手里获得足够的税收，又不能获得足够的人力，因为都掌握在大地主大财阀手里，再加上外患，于是大帝国的灭亡是肯定的。当帝国强盛时，无一不是公民市民农民阶层人身最自由最有活力的时候，随着帝国后期，兼并严重，虽然经济发达，貌似强盛，但钱却没进国家的腰包，反而国力衰弱不堪一击。

抗庄之谋

题解：“抗”原为“杭”，据清人王念孙说校改，“抗庄”为两条并行的大街。本计的目的与《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城藏之谋”一样，都是为了减少商人的利润，实现百姓均平，《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所说“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即是本节中的“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本计是通过发展娱乐业和第三产业的办法实现百姓均平，真可谓“缪术”

白话：桓公说：“农民穷，商人富，我想要削减商人财利以增补农民，应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请下令疏通洼地积水，使它流进两条平行大街的中间。”桓公说：“可以。”行令不到一年，农民果然逐步富裕起来，商人果然逐步贫穷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疏通洼地的积水，使它流进两条大街中间，屠户和酒馆的油水就都流到水里来，蚊母鸟那样的大鸟和翡燕那样的小鸟全都飞集此处，宜于*昏饮酒，这简直是一种水上的行乐。商人带着货物，销售则急于脱手，收购则急于买进，买卖未完而提早结束，离开货摊，捕捉蚊母之类的大鸟去了。刚成年的青年，也都争先恐后地挟弹怀丸往来于水上，弹打翡翠、燕子一类小鸟，直到夜暮方休。因此就出现商人贱卖贵买的局面。农民则相应卖贵而买贱，怎能不富呢？商人又怎能不穷呢？”桓公说：“好。”

城阳之谋

题解：此计可总结为八个字：杀鸡吓猴，榜样力量。二者似乎并不矛盾。假如桓公不剥夺了城阳大夫的爵位并软禁了他，单凭言传身教，恐怕很难达到“推仁立义”的效果。历史上汉武帝也曾树立卜式这个模范典型，结果很不成功。注家多将“缪数”解释为巧术或诈术，事实上在这些巧术或诈术后面，亦有治国的真理——治国不能单凭德教，还要有力*，法教！

白话：桓公说：“许多大夫都隐藏他们的财物而不肯提供出来，粮食烂了也不肯散给贫民。”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召见城阳大夫并对他进行谴责。”桓公说：“怎样对他谴责呢？”管仲回答说：“这样讲：‘城阳大夫，你姬妾穿着高贵的衣服，鹅鸭有吃不完的剩食，鸣钟击鼓，吹笙奏篪，同姓进不了你的家门，伯叔父母远近兄弟也都寒不得衣，饥不得食。你这样还能尽忠于我么？你再也不要来见我了。’然后免掉他的爵位，封禁门户不许他外出。”这样一来，功臣之家都争着动用积蓄，拿出财物来救济远近兄弟。这还感到不够，又收养国内的贫、病、孤、独、老年等不能自给的人，使之得有生计。所以，桓公推仁行义，功臣世家也就兄弟关心，骨肉亲爱，国内没有饥饿的人民了。这就叫作“缪术”。

峥丘之谋

题解：如果说前面“城阳之谋”是负面的榜样力量，那么峥（zhēng）丘之谋为正面的榜样力量。“教训成俗则刑罚省”，德治的力量同样不容忽视。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韩国面临支付危机，韩国的老百姓在街头捐首饰帮助*府还债，令人感动；不过历史上王莽也曾用捐献钱地的方法取悦天下，终夺大汉江山，《汉书》对此记载甚详。

白话：桓公说：“峥丘那次战役，许多百姓都借债负息，以此来满足国家的急需，交上国家的摊派。我想恢复他们的生产，这应当如何解决？”管仲回答说：“只有实行‘缪术’才可以。”桓公说：“好。”便命令左右各州说：“要表彰那些放债的人家，把他们的大门一律粉刷，把他们的里门一律加高，”州长又报告乡师并拿着放债人的名册说：“国君将派遣使者下来拜问。”桓公果然派八名使者送来玉壁来聘问，说是给一点微薄的零用。放债者俯首叩头而询问说：“我们为什么得此厚礼呢？”使者说：“君令这样讲：‘寡人听到《诗经》说：和易近人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寡人曾遇到峥丘的战役。听说你们借债给贫民，让他们满足了我的急用，交上了我的摊派。使我的贫民春能种，夏能耘，而供给国家需要，这是你们的功绩。所以带着各种玉璧来送给你们，作为微薄的零用。你们真是等于百姓的父母了。”’放债的人家都就此毁掉了债券和借债文书，献出他们的积蓄，拿出他们的财物，赈济贫病的百姓。既然分散了他们积累的资财，故全国大大丰足起来，这都是峥丘之谋的作用。这个也叫作“缪数”。

三原之谋

题解：本计为诸多富国之计的最后一篇，因为下一章《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就开始讲合诸侯，化天下的经济战术。这里的“三原”是指富国必须先从原材料上着手。今天因为铁矿石由日韩大公司定价，价格疯涨，钢铁业严重受制于人，就是中国不讲轻重之术，不知终始的结果。《管子》的作者对轻重之术的总结值得中国执*者读百遍：“善为国者守其国之财，汤（荡）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终则有始。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白话：管仲问桓公说：“齐国的国土有多少里？”桓公：“方五百里。”管仲说：“平阴堤防及长城占地，有齐地三分之一，不是产粮的地方。海庄、龙夏一带的山地，有四分之一；海潮围绕、海水淹滞的土地，有五分之一，也不是产粮的地方。那么，我们还不是一个寄食于别国的君主么？”桓公惶恐地站起来说：“那么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掌握调节经济的号令，也可以作为国家的基础。君上若专务征收货币，富商就会操纵金融；若专务征收粮食，地主就会操纵粮食。但君上依靠号令，使左右四方的商品流通由*府掌握，那么，商品的生产我们就早已了解，商品的消费我们也早已了解，从而商品的价格我们也就早已了如指掌了。”管仲又接着说：“长城以南是鲁国，长城以北是齐国。在过去两国的不断冲突中，还要把交界上孤立突出的地盘让给鲁国。所以齐国山地还依旧是山，水地还依旧是水，满是生长着柴草的土地而已。”桓公说：“一个是解决‘寄食之主’的问题，一个是土地被削问题，对此还有什么办法么？”管仲回答说：“要掌握三个来源。”桓公说：“何谓三个来源？”管仲回答说：“掌握成品布先在原料麻上取收入，麻价十倍，布价就可能五十倍，这是理财之法。在丝织品上取收入，就要先在细丝上着手。甚至在细丝未成之前就谋取，再去抓丝织成品，就可以得到原价二十倍的收入。这样，就不必征收粮食税了。因此，在布上取收入就着手于原料麻，在粮食上取收入就着手于养桑蚕的山，在六畜上取收入就着手养殖六畜的郊野。取得收入于财物生产的最开始阶段，再加上善于运用号令就行了。”桓公说：“好。”

管子说：“如果在布价上取得的收入达到五十倍，君上以贵价之布出口，减去同外国交换的商品价格，这样，还比从前齐国的收入增加二十倍。善治国者，掌握本国的财物，用物价高低来刺激，用号令缓急来调节，就可以做到以一变百。他并没有向人民求索，而用财如取之大河大海，终而复始地供应不绝。这就叫作掌握物资而驾御天下了。”桓公说：“那么，没有可以变化为有么？贫穷可以变化为富么？”管仲回答说：“在物资尚未生产成形的时候，王霸之君就应当展开工作了。所以，向人们直接收税，人的抵制就成为重要问题；应用轻重之术从物价上收税，物的价格便成为重要问题了。”桓公说：“这话应如何解释？”管子回答说：“全国的物价若完全一致，则没有财物可图；举国的物价若相差为十，则将有百倍赢利。那样，我们将运用号令缓急来加以驾御，如左手转到右手，右手再转到左手，外内没有局限，终身没有大的过错。王霸之君，就是不直接求索于人，而求索于物资生产的最开始阶段，掌握好四时物价的高低与号令缓急就是了。泉源有枯竭的时候，*神有停歇的时候，唯有‘守物之终始’的事业，是终身用之不尽的。这叫作追究物资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