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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潘维教授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重新思考比较*治学研讨会”圆桌讨论环节的发言(.04.17)我发言的题目是“基于中国视角和立场的*治历史观”。我的发言分成三部分,第一是比较*治学与*治史观,第二是中华*治史观应该是什么,第三是中华*治史观与比较*治学和*治学。一、比较*治学与*治史观“比较*治学”是做什么的?如果用来了解本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治,我们会称为“区域国别研究”。比较*治通过跨时空的比较,研究世界上所有的显著*治问题,归纳出*治道理。这种*治道理如此之少,少到能概括到一本书里,解释世界上全部两百个*治共同体的变迁,解释其中所有的显著*治现象。如此说来,比较*治的书提供的其实是一种解释人类*治变迁的思想框架,也就是*治史观。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我国比较穷,比较闭塞,对外国所知不多。而美国存在于全世界,对世界各地研究得多,就发明了“比较*治学”,用于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欠发达国家为什么欠发达,讲述一套关于自由民主的*治历史观。而今,我国早已不闭塞,中国也是全世界的存在,中国人也了解全部两百个*治共同体,不逊于美国人。美国的比较*治以美国*治视角看世界,得出了一套美国的*治史观。而今,美国这套*治史观变成了中国“比较*治”的基础文献。我自己是在美国学这套文献出身,学了十年,讲授和写作了十年。但最近十几年来,因为在全世界讲学、旅行,更因为比较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治,还由于中美对抗性越来越强,我对这套美国的*治历史观越来越不满,对这套形成了霸权的话语系统越来越厌恶,甚至认为该把这套史观扔到火塘里烧掉。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史观,基于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看世界和解释世界。继续普及美国文献、弘扬美国史观,中国学人没法在世界的*治学术界站立起来,而且有挖自家墙角的嫌疑。二、中华*治史观:把西学的*治史观颠倒过来人类历史不是*治共同体内部结构变化的历史,而是*治共同体之间生存竞争的历史。是七国的生存竞争塑造了商鞅变法,而不是商鞅变法塑造了七国竞争。人类社会是*治共同体的凝聚史:众多的部落凝聚为城邦,众多的城邦凝聚为国家,众多的中小国凝聚为大国,众多的大国凝聚为超级大国。*治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比拼的是内聚力,比拼的是精英与平民同心协力的团结力,而非先进阶级战胜落后阶级的能力。中华*治共同体有如此“历史观”:大一统治乱兴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循环往复。中华史观向来不问责民众,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的自由解放,而是问责执*集体,问责执*集体的质量,即执*者大公无私还是自私自利。中华*治共同体里有如此“*治价值观”:珍视大一统的大治和强盛,谴责大乱和分裂衰败。因此,执*集团的正当性系于“大一统”的治乱兴衰。为什么中国共产*宣布自己的奋斗目标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显然传承了中华历史观和中华价值观。中华*治共同体延续三千年,生生不息,其道理之深刻,远远超过西学。*治共同体就是国土、国民、国民*权的三位一体,核心功能就是育小养老的互助,既患寡也患不均。*治共同体是育小养老的互助体,为的是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人类的自然和基本追求是繁衍生息。与这自然规律相适应的*治共同体比较稳定和持久。国家的内聚力系于人造意识形态,如宗教和主义,*治公共体就难以稳定和持久。随人造宗教和主义兴旺而兴旺的*治共同体,也会随人造宗教和主义的分裂衰落而分裂衰落。这不仅是列宁/葛兰西的问题,也是自由民主理论的问题。作为*治共同体的阿富汗,多了些“自由民主”却丧失了正常的育小养老生活,没有吸引力。*治共同体里的“统治阶级”是西学关键概念,却在中国视角里是“*权质量”概念。市场秩序是*治共同体里的基本秩序之一。市场机制既创造财富也分化出精英与平民、制造贫富差异。所谓“统治阶级”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印象”。执*集体有维护市场秩序的恒定功能,就导致知识分子的知识误区。所有*权都致力于平衡精英与平民利益,执*集体成员的自私现象则“印证”了*权掌握者恒定为私利服务的误解。大量的相反证据被阶级或利益集团理论拒绝和忽略了。与西学反向的中国历史观解释力不弱,能更有效地解释英国崛起、美国崛起、日本和德国崛起、乃至欧盟的崛起。如同20世纪的德国崛起,21世纪中华*治共同体的崛起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现象。美中之争显然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超大型*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国家就是*治共同体。没什么民族不民族的国家,没什么民主不民主的国家,也没什么自由不自由的国家。从*治共同体和*治共同体竞争生存的角度看,国家的区分只有三要素,国土规模、人口规模、*权与国民凝聚力的大小。还加上最近三百年才出现的生产方式升级问题,即从种植养殖财富,到制造财富,到创造财富的技术环境问题。三、中华*治史观与比较*治和*治学比较*治研究一切显著*治现象,但把不同时空发生的事进行历史比较、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为什么”的疑问,并给出“因果”答案。比较*治不是*治学里的“专门学科”,比较*治学就是*治学,替代的是强调“普适应然”的*治哲学。跨时空比较全世界的同类问题,更“有用”,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在智识普及时代,不讲实证因果,“普世应然”的概念体系支持“历史决定论”,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当作“历史规律”的木偶,从而缺乏解释力,缺乏对各个*治共同体拥有不同历史路径和不同历史目标的解释力。除了通过跨时空“比较”,提出“为什么”和“因果”答案,*治学与自然科学再无相同之处。*治学是应用学科,搞成大众和*治家看不懂的“学问”,在小圈子里讲“黑话”,自娱自乐,做“纯学问”,是自寻死路。把*治学视为没有*治性的“中立科学”,排除对“历史真相”的不同认知,也没前途。“五胡乱华”还是“五胡入华”,同样的“事”有完全不同的“叙事”。山西省未经元末战乱因而人口密集,明初官府残酷移民,就有了洪洞县大槐树下捆绑成串的移民,却是明朝辉煌成就的基础,是而今中国数亿人血缘相连的共同记忆。清代的湖广填四川,也是官府残酷行为,却成就了川渝分治前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人”。用不同立场和视角观察和解释历史现象,使用的概念不同,结论更不同。“中国学派”对*治学可能的最大贡献是在“*治史观”领域,在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内涵不同的“基本概念”领域。放眼区域国别的*治变迁历史比较,分析不同的历史路径,目标是用中文概念搭建一个不同的历史哲学体系,为理解全球五彩缤纷的*治现象提供不同于西学的理论解释体系。就是说,把西学的历史因果逻辑翻转过来,以*治共同体为本位,而非以国内利益集团为本位,去理解*权与民众、城市与乡村、*队与*权、技术与社会、生产链的全球化,等等显著*治现象。这要求从“国际*治”的角度理解“国内*治”,也从适应生产技术变迁的角度来理解*治。*治学本身就是战场。*治史观问题不是研究技术的水平高低问题,价值观和视角立场才是根本。缺乏中国本位的价值和立场,*治研究或许会落入“管理学”范畴,丢失的却是*治学的学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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