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遗传了乃父老苏的很多脾性，重视友情而不好色，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那个时代里极少数不好色的文人之一，“性不昵妇人”，即使面对王夫人，他的话也不算多，夫妻之乐于他，倒不如友情来得更叫他心驰神往。
朋友之于苏轼，即如水之于鱼，米之于鸡，须臾不可缺失。当初，他来黄州最为担心的问题，不是生活艰苦，不是地方偏僻，却是怕这城中没有几个相与的朋友，叫他寂寞难耐，“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
好在他的个性爽快，仁厚可亲，且从不以地位论尊卑，“上可陪玉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所以，来黄州之后不久，他的身边，又有了一群朋友。
这群朋友里，既有新朋友，又有老朋友。
朝夕相处的街坊邻居，成为他最先在本地交往的朋友，其中与潘丙、古耕道、郭遘关系最好，这三人虽是市井平民，却是古道热肠，苏轼在黄州的五年，这三位朋友对他帮助良多。
潘丙是个书生，屡试不第，绝意功名，开了个小酒馆讨生活，苏轼有事没事常到这小酒馆，哥俩喝几口，聊闲天。潘丙为人热情，怕苏轼人地两生，还将自己的哥哥弟弟及一众人等介绍给苏轼认识，后来亦都成为朋友。
古耕道和郭遘亦是经潘丙介绍而认识苏轼的，古耕道是个没文化的普通百姓，大字不识，但为人真诚淳朴，豪爽且讲义气；郭遘是药店老板，苏轼喜药，对药材亦多有研究，二人交流颇多。早在密州时，苏轼因食菊与杞而有意外收获，大约彼时已对药产生兴趣。
苏轼刚经历过大狱，又来到完全陌生的黄州，当年的亲戚朋友怕惹祸端，不少人与他断绝了往来，书信都不再写。寂寞孤独之中，这三人质朴的友情何等温暖，何等重要，即所谓“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他喜欢三人的豪爽质朴，三人向往他的人品才华。
在这偏僻的黄州，他们常常闲聚，喝酒聊天，天南地北，无话不谈，借此打发掉许多难挨的时光。
苏轼有了困难，这三位好友常常热心相助。及至后来开辟东坡这块荒地时，若不是他们手执锄头，亲自助阵，这块荒地真不知道收拾到何时才能耕种，苏轼对此十分感激：“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餐。”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彼此之间愈加熟悉，感情更为深厚，又常一起结伴出游，欣赏黄州各地的美景。
元丰四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往岐亭看望老友陈季常，三好友相送，竟送出黄州城十里，至女王城东王禅院。此时，他与这几位黄州朋友已经十分融洽。
陈季常是苏轼在黄州时最为要好的朋友，二人来往甚密。苏轼亲往岐亭见陈季常三次，陈季常来黄州见苏轼七次，每次相处时间大约有十多天，黄州五年，两人竟有百余日时间在一起，果然是老友情深。元丰三年（）六月，陈季常第一次来黄州，就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他本是豪爽侠义之士，于江湖之上颇有些名声，既至其人挂剑归山，隐于岐亭，又有许多人想要交游而不得，此番陈季常一到黄州，当地豪侠之士自是奔走相告，兴奋不已，争相邀请陈季常到自己家里做客。
对于邀请他的人，陈季常特别强调，自己来黄州，只是看望好友，而并非出山，遂一一谢绝邀请，而宁愿待在苏家闷热的小屋里，与好友举杯问盏，闲话家常。
真真算给足了苏轼面子，令苏轼甚为得意。
而至分别时，两人又总难分难舍，送出很远后，仍不忍离去，有诗为证：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风。江边千树柳，落我酒杯中。此行非远别，此乐固无穷。但愿长如此，来往一生同。
-《陈季常见过三首》之二
能送出四十里之外，当见友情之深厚。现代人，挥挥手就算送别，古风远去，再无回返之可能。
陈季常和苏轼二人的友谊，除了彼此的敬重之外，还包括相互之间的调侃。不过，一番较量下来，陈季常显然是吃亏的那一个，因为苏东坡一首著名的诗，令这超凡脱俗的隐士，居然获得了一个惧内的名声。若是陈氏料想有此后果，估计打死他也不会让这首诗流传出去的。诗曰：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与苏轼来往密切的，还有住在长江对岸的武昌东湖的王齐愈、王齐万兄弟，苏轼刚来黄州时，两兄弟就慕名来访。王氏兄弟系苏轼同乡，亦为蜀人，偏僻之所，危难之中，听到乡音，受人关怀，自是感动不已。
苏轼喜欢武昌美景，常坐船过江去游玩，每次必至王氏兄弟家，热情的王氏兄弟每每以好酒好菜招待，谈天谈得迟了，便在王氏兄弟家留宿几日。
让苏轼觉得温暖的，还有黄州知州徐大受。按照宋制，犯官苏轼在黄州的言行，当受地方长官监管。但徐大受却是个正人君子，宅心仁厚，通情达理，他以知州的身份，常常对苏轼加以保护，而没有任何责难。看到苏轼生活困难，他又以朋友的身份加以资助。对这位名满天下的犯官，他表示出自己的敬重和同情。
所以，苏轼遇到徐大受，实是一件幸事。两人相交既久，也渐成为亲密的朋友。
每的重阳节，徐大受必在黄州名胜涵辉楼或栖霞楼设宴，邀请苏轼前来共度佳节。不只如此，他还时常邀请苏轼来自己府上做客，唤出家中能歌善無的侍伎，一起把酒言欢。苏轼还特地写了歌词若干篇，以供侍伎演唱。
徐大受每有好酒，必招苏轼前来，有时候也亲自带了好酒，往他家里做客。
后来，徐大受在调赴湖南的途中不幸病逝，苏轼闻此消息，十分悲痛，在写给徐大受之弟徐得之的信中，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恨谪籍所摩，不克千里会葬。”
君猷者，徐大受也。
有了朋友，他的生活重新变得丰富多彩，对于黄州的贫寒单调，他也渐渐适应。苏轼的可贵处亦在于此，每为环境所迫，初时不适，渐渐坦然，勇敢地接受现状。若无此项能力，实难挨过人生的苦。
而危难之中所结下的友情，大概更令人难忘。
此前的一些朋友也先后来信问候，甚至还有人来黄州亲自看他，先前曾与他同去陕西凤翔任职的马梦得，也千里迢迢赶到黄州，与他同甘共苦来了。
苏轼是个典型的不善理财者。
自任凤翔签判起，居官已近二十年，却积蓄无多，现在到了黄州，因是犯官，便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可领，却无正常的薪水了，顿显捉襟见肘，这下让他不得不直面自己糟糕的经济情况。
刚来黄州时，手上尚有一点点存款，过了一年后，仅有的存款也花光了家庭出现财政赤字，为现实生活所迫，不得不借钱度日。他这才意识到，难挨的日子已然来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想想真是讽刺，当年学识过人的科举天才，一路过关斩将，杀出重围，得到朝廷赏识，一直想着实现自己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谁知道，今日竟流落得要为稻粱谋，填饱肚皮才是当下须直面的最重要问题。
在生存的难关面前，对苏轼而言，能拥有一块土地耕种，可谓解决吃饭问题的一个办法，自家境况既已至此，又何妨做个农夫，倒也可以践行长久以来种地的愿望。
苏轼把这个想法和朋友马梦得一说，不料这位马先生是典型的行动派，迅速着手向当地政府申请土地。经过马氏一番努力，苏轼的设想竟然变为现实，没过多久，有关部门便批给苏轼一块废弃的营地让他耕作。
这块土地，有五十来亩，位于郡城东门外的小山坡上，原来是军队的地，久已废弃不用，野草丛生，瓦砾成堆，已经相当贫瘠，如不花费点力气，下点真功夫，来一番彻底的清除和细心耕作，实在难有收获。又适值此年黄州大旱，土地干裂，整治这块地可谓难上加难。初得此地时，苏轼满心欢喜，待要真正动手时，也忍不住长叹一声，要让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长出庄稼，不出点力气是万万不可能的。
叹气归叹气，有了一块地，总算是好事，他遂下定了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要将这块地弄出个样儿来。
苏轼先对这五十多亩土地做了一番规划：较低洼的湿地上种植粳稻，平上种枣树和栗树，在一角视野最好的空地上，预留下一块地建造房屋。本还想种一片竹子，只是怕竹鞭在地底乱长一气，影响其他农作物生长，只好作罢。苏轼曾写诗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现在看来，为了庄稼生长，只得先忍痛割爱了。
做好规划后，便开始整治这块地，这项工作最为费时费力。
先让家童把枯草烧掉，待烧完时竟有意外收获，在地里发现了一口井。
这让苏轼开心不已，有了井，浇灌的问题自然解决，也算是老天帮忙。然后收拾瓦砾，这是个体力活，相当累人，令自小少干农活的苏轼直喊体力不支，腰酸腿疼。亲自动起手来才知道，要做个农夫，并不只是想想那么简单，非付出点代价不可。
弄完了这些先期的工作，才是垦荒的真正开始，一家老少齐上阵，朋友们也都赶来帮忙，马梦得、潘丙、古耕道、郭遘，一个都不能少，苏轼换上普通装束，头裹幅巾，开始一个老农的耕种生涯。
虽有许多朋友帮忙，但这偌大一块土地，好生费了一番精力和时间，待大家将这片营地终于垦成一块可以种植的土地时，时已进入深秋。
种水稻是来不及了，只好改种大麦。不及一个月，地里已长出绿油油的麦苗，其势喜人。当地有丰富种植经验的老农告诉他，要想获好收成，麦苗不能发得太旺盛，须让牛羊过来啃一啃。苏轼依言而行，一试，果然不爽，是年大麦丰收，获粮二十余石。付出总有收获，这摆在路边的大道理，第一次令人觉得亲切无比。
吃着自己亲手种植的大麦，全家人都很兴奋，心中充满前所未有的成就。
苏轼和夫人还创造了大麦的新吃法：将大麦与红小豆掺杂做饭，味香，大麦甘滑味长，蒸出的饭色泽微红，味香爽口，夫人王闰之笑称为“新式二红饭”。
于这样艰苦的时光里，一家人还能其乐融融，毫无怨言，最是难得。
种植大麦取得的成功，让苏轼受了莫大的鼓舞，他开始了一系列更为宏大可行的计划：除种稻麦外，还种植黄桑树三百棵、枣树和粟树若干以及种各样的蔬菜，当然还要种柑橘树，老友李常特地从任官的安徽给他送来的柑橘树苗……前景多么美好，引人无限遐想。
兴许，苏轼这时候发现，自己当初若不是执着于科举，必是个与爷爷一样的种田好手。
某天，当他发现园中尚缺茶树，便向一位相熟的和尚大冶长老求茶树种子：
不令寸土闲，更乞茶子蓻。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种东坡》
粮食的收成尚未可知，饥饱还是眼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便已然计划着种植茶树。而茶叶有助消化之功效，所以云“已作太饱计”，实是一种快乐的自嘲。
自此，一家人过起真正的农家生活，男人白天耕种，女人晚上织布，若非被贬官黄州，任苏轼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这些年所一直向往的隐居生活，竟在黄州得以实现。东坡这块土地，只是因现实生活逼迫才努力耕种，但带给他的快乐也出乎意料地多。
虽然此前务农的经验并不富足，但好在苏轼与夫人王闰之都出生于蜀地的县城，田间地头曾是童年嬉戏和玩乐的场所，二手经验也有不少。
有一次，苏轼为种田而买的耕牛生病了，它恹恹的样子，看上去几乎有死掉的危险，兽医看不出症状在哪儿，反倒是王夫人弄清楚了耕牛生病的原因，并顺利地治好了它。苏轼写给朋友章惇的信中记叙了这件事：“昨日一牛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日：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
这样的事情发生得越多，越能增加夫妻二人的成就感。他们对这田园生活的兴趣，看起来一发而不可止。
苏家这块地所在的地方，本无名字，苏轼为它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
”东坡”者，取自白居易的诗《东坡种花》及《步东坡》，白居易之“东坡”，是忠州的东坡，苏轼向来喜欢白居易和他的诗，故借其“东坡”名之。至于自称东坡居士，则源于他对佛教更加精深的信仰和修炼，在佛教中，居土是指信仰佛教而在家修行的人。而在中国古语里，居士又有隐士的含义。无论如何，从这个称呼看出，苏东坡正试图从苦海中拔出脚来，他想建造一种充实平和的人生愿景。
这块付出了体力和精力的土地，成为苏轼的情感所系，他深深地喜欢上了这地方：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东坡》
雨后的东坡，月色澄碧，城里人早已不见踪影，而乡村野夫还在回家的路上，道路虽然高低不平，但苏轼并不在意，反而享受拐杖敲打石头的清脆声音。
按照此前的规划，苏轼又在东坡附近地势较高的地方建造了一处新房，此举是为缓解家庭住房的紧张。盖房非是小事，看起来一笔不菲的开支必不可少，手头紧张，苏轼便尽量本着节约的原则，不但就地取材，而且亲自上场，经过好一番忙活，终于建成这所共有五个房间的建筑，再看他本人，已是“日炙风吹面如墨”。因房屋落成之时，正值大雪纷飞，故名“雪堂，苏轼自书“东坡雪堂”四字于门上，叹其系自己心意之作。
在雪堂的周边，苏轼遍植各种树木花草，打了水井，使其富有生活情调，不只可以供耕作劳累后休息之用，亦可以在此长住。他还把雪堂进行了一番装修，在正堂四壁绘上了雪景图，更加不负雪堂之称谓。为纪念建筑雪堂这件事，苏轼更是写一篇《雪堂记》，似是明志，表明自己的理想所在：做一个适意的隐者，过幸福的生活。文中虽多写隐居的怡然自得，字里行间却依然无法掩饰时时涌动的出世之想，正所谓“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
从现实的角度考虑，雪堂的建成，至少在一定程度缓解了苏家的住房紧张问题，再不用全家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无法自由地转身。
另一让他颇引为得意的地方，是雪堂处于一个极好的位置，四边风景如画，不出门即可尽收眼底，实在美不胜收，且作词以记之：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
、-《江城子》
有了雪堂，使他底气顿生，一改先前朋友来访便相当窘迫的境况。现在，再有人来，便可以让人家住在雪堂，一起赏美景，观明月，饮小酒，谈人生，唱和诗词。
想来的就来吧，想住的就住吧，咱有雪堂。
东坡和雪堂，俨然使他曾经隐居的梦想一下子变为现实。
在黄州过得适意，令他有更广阔的想法，扩大自己的田园规模，置办更多的田地。隐居之梦越做越大，一发而不可收，看得出，他享受其中不能自拔。
苏轼看中了黄州东南三十里一个叫沙湖的地方，便想在那儿买块田，元丰五年（）三月七日前往。那天天气晴好，并未预备雨具，结果途中突降暴雨，致使众人狼狈不堪，纷纷找地方躲藏避雨，唯独苏轼不以为意，迈着轻盈的步子，慢慢行进。
不久雨停，太阳出来了，令他诗兴大发，写出闻名遐迩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