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受命年
周纪年
大事记
商纪年
相关记载
说明
文丁五年
5
今本《竹书纪年》：（文丁）五年，周作程邑。
“周作程邑”，此时为季历时代。
《逸周书·度邑解》：王曰：“维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
“至于今六十年”，指从季历营建程邑算起，到武王伐纣（公元前年），共60年。
文丁十一年
11
今本《竹书纪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
“王杀季历”，王指商王文丁。
季历被杀后，次年姬昌继位。
1
文王元年
文丁十二年
1
今本《竹书纪年》：（文丁）十二年，有凤集于岐山。
姬昌继位元年，“文王元年”仅为阅读方便之说，此时并未称王。
“有凤集于岐山”或为后人按“凤鸣岐山”的天命神话而增衍。
文丁十三年
13
今本《竹书纪年》：（文丁）十三年，陟。
文丁为帝乙之父
0
文王二十年
帝乙九年
9
今本《竹书纪年》：（帝乙）九年，陟。
帝乙为帝辛之父
1
帝辛元年
1
3
丰A
3
丰A：《逸周书·酆保解》：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
6月7日为五月初一庚子，与“庚子朔”干支相合。
8月6日为闰六月初二庚子（西周闰年应在年末，故实为七月初二），历日前移一天，即为六月初一庚子，符合“庚子朔”。
4
4
5
5
6
6
7
7
8
8
1
9
9
0
30
10
31
11
3
1
33
丰B
13
丰B：《逸周书·酆保解》：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
该年四月廿九日为庚子，历日偏移一天即是庚子朔。如是该年，则年代相差十年，即“二十三祀”为“三十三祀”之误。
“王在酆”，酆即丰京。不论二十三祀还是三十三祀，丰京的营建都在五星聚出现之前。
34
14
35
正月十五丙子
月全食
15
《逸周书·小开解》：维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
“三十有五祀”，指文王继位三十五年。
3月1日为正月十五丙子。
岐山地区观测，月全食在3月13日（正月十六）凌晨1:38开始，5:6结束，因在1日（正月十五）夜间，记为十五月食。
36
16
37
17
38
18
1
39
19
0
40
0
41
五星聚
帝辛二十一年
1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
帝辛纪年多计11年，实为帝辛二十一年。
前年5月8日（四月初九甲子）出现五星聚（本轮五星聚发生在4月底到6月初，5月8日是五星间距最小的时候）。
“五星聚于房”，应为“五星聚于*”，详见《凤鸣岐山：商周之变中天命神话的源起》。
1
4
帝辛二十二年
受命元年
文王四十二年
《帝王世纪》：文王在丰，九州诸候咸至，五星聚于房。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年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
“五星聚于房”为上年之事。
前年月9日（正月初一），木星在柳宿、星宿之间，前年月7日（腊月二十九），木星在翼宿。整个前年，木星主要在柳、星、张三宿，柳、星、张三宿合称鹑火，故称“岁在鹑火”。
“始称王”不确，应在“太姒之梦”以后才称王。
“诸侯咸至”或为次年之事，参见《逸周书·酆保解》。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
帝辛纪年多计11年，实为帝辛二十二年。
“迁于程”，即周人从岐山迁居沣水建丰邑。程邑位于现陕西咸阳东，位于渭水北岸，丰邑在渭水南岸，此时丰邑刚开始营建。
周人天命来自上一年的五星聚，并非商王赐命“专征伐”。
43
丰C
文王囚羑里
3
《逸周书·程典解》：维三月既生魄，文王令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文王上一年迁居到程，年底将迁到丰。
商王震怒，或已经知道姬周将迁都于丰。
“三月既生魄”，时为三月初一（4月7日）。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
帝辛纪年多计1年，实为帝辛二十三年。
丰C：《逸周书·酆保解》：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
“二十三祀”，或为“四十三祀”之误，应为文王纪年。
1月19日为十月三十庚子，历日后移一天，即为冬月初一庚子，合庚子朔。此前数月庚子日与初一相差-3天，因历日安排不同而初一逢庚子也有可能，但此处一日之差可能性更大（-3天，月相已有区别，错误可能性较小）。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二十三年，指帝辛二十三年。
3
44
4
4
45
5
5
46
6
6
47
7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帝辛纪年多计10年，实为帝辛二十七年。
7
48
8
1
8
49
文王获释归周
9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
二十九年，指帝辛二十九年。
0
9
50
帝辛三十年
受命九年
文王五十年
30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年，周作灵台。王使胶鬲求玉于周。
帝辛纪年多计10年，实为帝辛三十年。
《逸周书·文传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莫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
“受命”来自五星聚，天象出现第二年记为受命元年，此为受命九年。
《逸周书·文儆解》：维文王告梦，惧后祀之无保，庚辰诏太子发曰：“汝敬之哉……”
4月7日为三月十七庚辰，时为暮春，该篇纪事或与《文传解》为同一事，即文王向太子姬发遗命仁*治国之道。
清华简《保训》：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恐述《保训》。戊子，自溃。己丑昧爽，王若曰……
五十年，指文王继位五十年。
10
1
受命十年
称王元年（文王元年、武王一年）
正月太姒梦三月文王崩
31
清华简《程寤》：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霸，大姒梦，见商廷唯棘……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
“受商命于皇上帝”，指西伯姬昌始称王。
“王元祀”，指文王称王元年。
“正月既生霸”，指正月初一（前年月9日）。
《逸周书·大开武解》：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
“王一祀”，指称王元年，但这里与周公旦谈话的“王”指太子姬发。
该篇纪事可能发生在文王驾崩前后。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帝辛纪年多计10年，实为帝辛三十一年。
按《逸周书·世俘解》，武王伐纣期间在“戊辰”日“追祀文王”，为公元前年二月廿二日（3月30日），疑“春三月”为“春二月”之误。
文王二月驾崩，可与《逸周书·大开武解》中武王与周公旦在二月的伐商谈话相参照。
《史记·周本纪》：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
“后十年而崩”，指受命十年。
“受命之年称王”不确。
《太平御览·皇王部九》：《帝王世纪》曰：……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姒梦，见商庭生棘……及发并拜吉梦，遂作《程寤》。
十年，指受命十年。
《太平御览·人事部三十八》：《周书》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王及太子发并拜。告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太平御览·礼仪部十二》：又《程寤》曰：文王在翟，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拜，告梦，受商之大命。
“文王在翟”，应为“文王在程”。
11
帝辛三十二年
称王二年
受命十一年年底准备发兵
3
今本《竹书纪年》：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师次于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
帝辛纪年多计0年，实为帝辛三十二年。
《逸周书·和寤解》：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
即今本《竹书纪年》所载“秋，周师次于鲜原”。
《竹书纪年》：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新唐书·历志》引）
十一年，指受命十一年。
《新唐书》引为“十一年庚寅”，今本《竹书纪年》记为“五十二年庚寅”，年干支相同而纪年不同，《新唐书》所引《竹书纪年》或来自今本但转换纪年，或来自古本但参考今本。
该年干支为癸巳，与庚寅相差三年（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逸周书·小开武解》：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命。”
王二祀，指称王二年，王指武王。
《逸周书·寤儆解》：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周公曰：“天下不虞周，惊以寤王……”
武王担心灭商计划泄露，此时仍处于保密状态。
1
3
帝辛三十三年
称王三年
受命十二年正月出发，二月伐商武王立嗣
33
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
十二年，指受命十二年。
该年为五星聚出现的十二周年，一个木星周期。
《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逸周书·酆谋解》：维王三祀，王在酆，谋言告闻，王召周公旦曰：“呜呼！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谋言多信，今如其何？”周公曰：“时至矣。”乃兴师循故，初用三同，一戚取同，二任用能，三矢无声。
王三祀，指称王三年。
正月十六武王出发，推测本文所记可能发生在正月初一。
《尚书·泰誓上》：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
“一月戊午”，应为“（十二年）二月戊午”。
“十有三年春”，应为“十有二年春”。
《尚书·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
戊午，指二月戊午。
《尚书·泰誓下》：时厥明，王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
时厥明，指二月戊午次日凌晨。
《史记·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太誓……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应为“十二年二月戊午”。
二月甲子，指十二年二月甲子。
《逸周书·度邑解》：王曰：“呜呼！旦，维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
“至于今六十年”，从商王文丁五年算起（武王祖父季历于该年兴建程邑，见今本《竹书纪年》：“[文丁]五年，周作程邑。”）文丁五年为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武王伐纣，正好六十年。
《逸周书·武儆解》：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丙辰，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
十有二祀，指称王十二年。
四月，或为六月。四月丙辰在武王即位仪式礼成次日，武王仍在河南，回陕西完成祭祖后再立嗣更合理。
13
1
称王四年
武王天子元年
受命十三年
武王在管
访箕子
丰D
《逸周书·柔武解》：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
《逸周书·周书序》：文王既没，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
王元祀，指武王伐商成功后即位元年，武王由周国之王变为周朝之王。
从内容看，《柔武》讲的是“不动金鼓，善战不斗”，伐商是战而胜之，在伐商前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合逻辑，不合常理。在伐商成功、放马南山之后，再说“柔武”以治国正是理当如此。
《周书序》称该篇为文王驾崩后武王继位元年，此时在筹备伐商，正是要兴武而非“柔武”之时。
需要说明的是，《逸周书》中仅此篇以该年武王即位天子为元年，其余纪年有用受命年也有用文王崩后武王继位年（称王之年）。
《逸周书·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王乃旅之，以上东隅。
十有三祀，指受命十三年。
《逸周书·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王，禁九慝，昭九行，济九丑，尊九德，止九过，务九胜，倾九戒，固九守，顺九典。
同上
《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同上
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十三年，巢伯来宾。荐殷于大庙。遂大封诸侯。秋，大有年。
十三年，指受命十三年。
丰D：《逸周书·酆保解》：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
“二十三祀”或为“王十三祀”。
十三祀，指受命十三年，王指武王。
该年三月初一为庚子（4月6日），合“庚子朔”。
14
称王五年
武王天子二年
受命十四年
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墠，作《金縢》。
十四年，指受命十四年。
《尚书·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归，乃纳册于金滕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既克商二年”，指克商之后二年，克商当年不计，此与《尚书·武成》“越某日”类似，起始年不计入。
《尚书》中《金滕》、《武成》两篇纪时用法相同，但与《召诰》不同（《召诰》与《逸周书》用法相同，均将起始日计入）。
清华简《金滕》：“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
“既克殷三年”，克殷当年亦计入，此与《逸周书》“越某日”类似，将起始年计入。
15
3
称王六年
16
4
称王七年
十二月武王崩
《逸周书·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
周公立，指周公摄*。
《逸周书·明堂解》：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
六年而武王崩，六年指武王在位年，即文王驾崩之后武王在位六年，即位当年未记入（该年三月文王驾崩）。
六年而天下大治，六年指周公摄*年数。周公摄*实为七年，第七年还*于成王，该年未计入。
《管子·小门》：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
七年，指武王在位年，起始年计入，即文王三月驾崩的当年为一年。
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十七年，命王世子诵于东宫。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五十四。
武王纪年多计十年，应为七年，指武王在位年。
17
1
周公摄*元年
成王即位元年
《逸周书·作雒解》：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
元年，指周公摄*元年。
武王驾崩后成王继位，成王年幼，周公摄*，周公非天子，所以不称为“王元年”。
1
18
周公摄*二年
《逸周书·作雒解》：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殷。
二年，指周公摄*二年，周公东征平三监之乱。
0
19
3
0
4
1
5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
五年，指周公摄*五年。
洛邑、成周，指武王选址的度邑（《逸周书·度邑解》）。
6
3
7
周公摄*七年腊月初一戊辰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七年，周公复*于王。
七年，指周公摄*七年
《尚书·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用时两年，洛邑告成。此时的洛邑指度邑（《逸周书·度邑解》）。
前年1月6日为腊月初一戊辰，干支与月均相合。
周公建议成王迁居洛邑，成王未同意，在洛邑祭祀后仍返回宗周。
惟七年，指周公摄*七年，与《逸周书》中元年、二年一样，都只说纪年而不说“王某年”。
4
1
成王亲*元年
成王即位八年
今本《竹书纪年》：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
八年，指成王即位年，该年为成王亲*元年。
该年为五星聚出现的4周年，两个木星周期。
3
成王亲*三年二月初一丙辰
《逸周书·宝典解》：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
王三祀，指成王亲*三年。
前年3月4日为二月初一丙辰，干支相合。
鄗，通镐，“王在鄗”，指成王在镐京。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越裳氏来朝。周文公出居于丰。
十年，指成王继位十年，包括周公摄*七年。
周文公，指周公旦。“周文公出居于丰”，指周公旦离开镐京迁居河对岸的丰京。
4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十一年春正月，王如丰。唐叔献嘉禾，王命唐叔归禾于周文公。王命周平公治东都。
十一年，指成王继位十一年，包括周公摄*七年。
“王如丰”，此时周公旦或居于丰。
周平公，指周公旦次子君陈（长子伯禽封于鲁国）。
1
5
成王亲*五年
二月廿二乙未三月初四丙午
《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
“相宅”，指在原洛邑（度邑）旁边勘察地形以兴建另一座城，该城与原有度邑合称洛邑。
洛邑双城格局与沣水河畔的丰京与镐京类似。
前1年3月7日为二月十六既望，越六日为4月日，即二月二十二乙未，干支相合。
4月13日为三月初四丙午，朏为初三，此处不合。若二月大（30天），三月初三即为丙午，干支相合。
何尊铭文：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唯王五祀。
王五祀，指成王亲*五年。
四月丙戌为十四日。
0
6
7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十四年，秦师围曲城，克之。冬，洛邑告成。
十四年，指成王继位十四年，包括周公摄*七年。
8
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初狩方岳，诰于沫邑。冬，迁九鼎于洛。
“迁九鼎于洛”，肯定在成王迁居洛邑之后，武王驾崩前洛邑都未完成营建，不可能迁九鼎。该年纪事不可能是武王之事，应为成王纪事。
十五年，指成王继位十五年，包括周公摄*七年。
9
10
11
今本《竹书纪年》：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凤凰见，遂有事于河。
十八年，指成王继位十八年，包括周公摄*七年。
8
尧公簋铭文：命昜（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廿又八祀，指成王亲*二十八年。
唐伯，指唐叔虞之子燮父。
唐叔虞为成王之弟，成王亲*三年封于唐，其子燮父继位后改唐为晋。
9
今本《竹书纪年》：（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
该纪事应属成王而非康王，九年，为二十九年之误，指成王亲*二十九年。
上年唐伯被封于晋，该年“唐迁于晋”，可知唐国改晋国后有迁都之举。
30
成王三十年
《尚书·顾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越翼日乙丑，王崩。
该年6月19日为闰四月十七甲子。周代置闰或在年末，则闰月应在上一年，该年历日后移一个月，正是四月。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三十七年，指成王继位三十七年，包括周公摄*七年。
“王陟”，成王驾崩。
1、四个主要年代定位（1）《逸周书·小开解》：“维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
公元前年3月1日为正月十五丙子，该日夜间发生月全食，且该年为文王三十五年。
岐山地区观测，月全食在3月13日（正月十六）凌晨1:38开始，5:6结束。虽在次日凌晨，但按习惯将其记在正月十五更合适。
（）今本《竹书纪年》：“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
公元前年5月8日，四月初九甲子日，傍晚时在西方地平线上方可见五星聚。本轮五星聚持续月余，该日为五大行星间距最小的时候（赤经差约7°）。
在此之前，上一次观测可见的五星聚发生在公元前9年1月（赤经差约0°）；在此之后，公元前年3月、公元前年9月、公元前年11月都有五星聚，但五星间距都很大（赤经差分别约19°、6°、°），其星占学意义很有限。
简而言之，公元前9年到公元前年，前后年中，仅有公元前年的五星聚可谓名符其实。
有两个问题，一是该年应为帝辛二十二年而非三十二年，二是五星聚的位置应在*宿而非房宿。前者可能是今本《竹书纪年》整理编写者推算错误，除此以外另有多处可确认的纪年错误；后者可能源自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时期对五行德运的篡改（可参阅前文《炎汉三德：*治操弄中隐匿的天文背景》、《凤鸣岐山：商周之变中天命神话的源起》）。
（3）《逸周书·宝典解》：“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
《逸周书·周书序》：“武王评周公维道以为宝，作宝典。”
《宝典解》主要是周公旦阐述四位、九德、十奸、十散、三信等治国之道，之后“王拜曰：‘格而言……’”。
《周书序》认为该篇为武王纪事，但从内容看，理解为成王亲*后周公给予教导更为妥当，即该篇应为成王纪事。
二月丙辰朔，即二月初一为丙辰。
公元前年3月4日为二月初一丙辰，且该年为成王亲*三年。
上一个二月初一为丙辰，在公元前年3月1日；下一个二月初一为丙辰，在公元前年3月日。两者都无法衔接文王、武王与成王三代纪年。
（4）《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
既望为十六日，前1年3月7日为二月十六既望，该日为己丑。
《尚书·召诰》的“越某日”与《逸周书·世俘解》一致，都是将起始日计入，以此推之，则“越六日”为4月1日，即二月二十一甲午日。若要“越六日”为乙未，则起始日的二月既望应该是庚寅日（二月十七），也就是说，《尚书·召诰》的干支与实际历日有一日之差。
一日之差，在《尚书·召诰》中还有一处。
“三月，惟丙午朏”。朏指初三，但该年三月初四才是丙午，若要初三为丙午，则历日需要前移一天。
历日前移一天，则《尚书·召诰》中既望与朏这两天的干支都能相合。
公元前
农历
调整后农历
干支
《召诰》纪日
1.3.7
二月十六
二月十五
己丑
1.3.8
二月十七
二月十六
庚寅
二月既望
1.3.9
二月十八
二月十七
辛卯
1.3.30
二月十九
二月十八
壬辰
1.3.31
二月二十
二月十九
癸巳
1.4.1
二月廿一
二月二十
甲午
1.4.
二月廿二
二月廿一
乙未
越六日乙未
1.4.3
二月廿三
二月廿二
丙申
1.4.4
二月廿四
二月廿三
丁酉
1.4.5
二月廿五
二月廿四
戊戌
1.4.6
二月廿六
二月廿五
己亥
1.4.7
二月廿七
二月廿六
庚子
1.4.8
二月廿八
二月廿七
辛丑
1.4.9
二月廿九
二月廿八
壬寅
1.4.10
三月初一
二月廿九
癸卯
1.4.11
三月初二
三月初一
甲辰
1.4.1
三月初三
三月初二
乙巳
1.4.13
三月初四
三月初三
丙午
三月丙午朏
1.4.14
三月初五
三月初四
丁未
1.4.15
三月初六
三月初五
戊申
越三日戊申
1.4.16
三月初七
三月初六
己酉
1.4.17
三月初八
三月初七
庚戌
越三日庚戌
1.4.18
三月初九
三月初八
辛亥
1.4.19
三月初十
三月初九
壬子
1.4.0
三月十一
三月初十
癸丑
1.4.1
三月十二
三月十一
甲寅
越五日甲寅
1.4.
三月十三
三月十二
乙卯
若翼日乙卯
1.4.3
三月十四
三月十三
丙辰
1.4.4
三月十五
三月十四
丁巳
越三日丁巳
1.4.5
三月十六
三月十五
戊午
越翼日戊午
1.4.6
三月十七
三月十六
己未
1.4.7
三月十八
三月十七
庚申
1.4.8
三月十九
三月十八
辛酉
1.4.9
三月二十
三月十九
壬戌
1.4.30
三月廿一
三月二十
癸亥
1.5.1
三月廿二
三月廿一
甲子
越七日甲子
该年为成王亲*五年。周公摄*七年时还*于成王，当年十二月，周公曾建议成王迁居洛邑，但成王未同意（见《尚书·洛诰》）。成王亲*逐步稳定局势后才东迁成周并迁九鼎，是符合*治逻辑的做法。
迁九鼎于成周，今本《竹书纪年》记入武王纪年，“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初狩方岳，诰于沫邑。冬，迁九鼎于洛。”
显而易见的是，武王驾崩时在关中，成周洛邑即便已经开始营建也尚未落成，此时绝不可能“迁九鼎于洛”。成王亲*并迁居洛邑后再迁九鼎才顺理成章。
成王五年迁九鼎，又可与何尊铭文互证：“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唯王五祀。”
综上，四个可以确定的年代贯穿文王、武王及成王三代，见载文献的三代纪年各种记载均能次第相续。
、丰京营建于何时？
文王建丰京，武王建镐京，位于现西安市西南的沣水两岸，河西为丰，河东为镐，合称丰镐，又称宗周。
《逸周书·酆保解》：“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呜呼！诸侯咸格来庆，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
酆，即丰京。“王在酆”，说明周人已经从岐山下的周原故地迁居到丰京。
“辛苦役商”，可知此时尚未灭商。
该篇纪事或为文王，或为武王。
若为武王，“二十三祀”的在位年数未免太长，与武王“七年崩”或“六年崩”的相关记载冲突。
《逸周书·周书序》：“文王在酆，命周公谋商难，作酆保。”
“文王在酆”，可知《酆保解》确为文王纪事。
公元前年6月7日为五月初一庚子，且该年为文王二十三年。
若考虑历日调整（基于大小月问题，偏移一天具较大可信度），该年还有一个可能。8月6日为闰六月初二庚子，历日前移一天，即为六月初一庚子，符合庚子朔（西周时置闰应在年末，故六月之后闰六月实为七月）。
不论是否作历日修正，公元前年（文王二十三年）均与《逸周书》相合（上表“丰A“）。
此年以后还有公元前年六月初一、公元前年八月初一、公元前年三月初一等干支为庚子，但均无法与文王纪年及受命纪年等同时吻合。
若考虑历日调整，则还有两种可能。
公元前年6月15日为四月廿九庚子，历日后移一天，即为五月初一庚子，符合“庚子朔”。该年为文王三十三年，则“二十三祀”为“三十三祀”之误。“二“与”三“形近易讹，有可能（上表“丰B”）。
公元前年1月19日为十月三十庚子，历日后移一天，即为冬月初一庚子，符合“庚子朔”。该年为文王四十三年，则“二十三祀”为“四十三祀”之误，“亖”（四）误为“二”，也有可能（上表“丰C”）。
另外，公元前年月17日为正月初一庚子。该年为文王四十四年，“四十四年”误为“二十三年”可能性较低但未尝不可，不过，若是正月初一，按理说史官纪事不应该只记为“庚子朔”而回避正月年首的重要信息，故该选项应予排除。
综上，《酆保解》“文王在酆”的年代有三种可能。
丰A：公元前年，文王二十三年；
丰B：公元前年，文王三十三年；
丰C：公元前年，文王四十三年。
以上三种可能选项中，“丰A”与文献记载完全相合，“丰B”与“丰C”都需要调整历日安排且文献记载有误。
其中“丰A”、“丰B”两种可能都在五星聚（公元前年）出现以前。这就意味着早在所谓天命神话“凤呜岐山”出现之前，周人已经从岐山迁居到了沣水河畔。
照常理推测，如果周人早已迁居于丰又经营多年，当五星聚天象出现的时候，“凤呜岐山”的故事按说不应以岐山为坐标。如图所示，周原遗址是古公亶父率领周人迁居岐山的故地，丰镐遗址是沣水河畔的宗周所在地。岐山在周原遗址西北方向，这里是天命神话“凤鸣岐山”之所在。
丰镐遗址的西北方向，有一座凤凰山，从丰镐遗址望向岐山，虽然仍在西北方向，但更为偏西。
有意思的是，周原遗址望向岐山的方向，与丰镐遗址望向凤凰山的方向，二者角度竟然一模一样，俨然就是将周原遗址的岐山平移到了丰镐遗址的凤凰山。
虽然不能明确凤凰山得名的时间，但完全可以推测，其命名在“凤鸣岐山”的故事之后，而且很可能就是由这个天命神话所衍生而来。
由此推知，周人在五星聚出现之前就迁居于丰，虽然并不能完全排除可能，但合理性稍差，缺乏足够说服力。
可资参照的是，周人从岐山迁居丰京，有说在文王驾崩之前一年，如《史记·周本纪》：“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史记》之说当然未必可靠，不过，在都有可能性的选项中，相较于文王驾崩前二十八年或十八年，八年之数或许更为合理，故事传播中可能的合并与压缩也能得到更好的解释。
文王驾崩前八年，即“丰C”所指的公元前年，文王四十三年。
公元前年，在公元前年出现五星聚后两年。
可以设想，随着实力的增长，周人也许早有挑战殷商王权的想法，而五星聚的出现，以天命和天意的方式，让兴周灭商的意图成为更为明确的战略方向，于是周人选址东进，开始在沣水河畔营建新都。
小邦周要成长为大邦周，沣水两岸广阔而肥沃的土地能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经略关中，东进中原，沣水流域当然也比偏于西部的岐山之下更得地利之便。
甚至还有更为戏剧性的可能。也许在五星聚将要出现之前，因为发展之需，周人已经开始着手建设丰京，就在工程进行期间，五星聚出现了，新都肇宏图，天命启大业，正所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何其完美。
丰邑的营建可能开始于五星聚出现之后也可能在此之前，但可以肯定，五星聚出现后第二年，西伯侯姬昌就迁居到了丰邑所在的渭河平原。
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
如上表，该年实为帝辛二十二年。程，位于现陕西咸阳东，渭河北岸，丰邑则在渭河南岸。“迁于程”，目的正是丰邑的营建。
两年后，丰京初成。这年的冬月初一庚子朔，文王在丰，“九州之侯咸格于周”。
之所以各国诸侯齐聚于周，很可能就是参加姬周从岐山迁居于沣水河畔的乔迁之喜，“诸侯咸格来庆”，庆的就是丰京新都的落成。
作为一方诸侯的西伯姬昌迎来各国诸侯的齐聚庆贺，迁都无疑是一个正当合理的理由。
不出意外地话，与姬周是姻亲关系的商王应该也会应邀而派人来参加。喜庆之后，新春在即，文王随商王代表团一起赴朝歌向天子答谢，不成想就此被留驻于商而不得返回，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文王囚羑里。
七年后文王因年老而获允归周，归来后不过一年多就驾崩了，所以，文王在丰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史记》所说驾崩前一年才“作丰邑”，或许就是因此而发生了时间的压缩。
尤为重要的是，文王获释归周后在丰邑建造灵台，作为社稷象征的灵台确是建于文王驾崩之前一年，以此传为文王驾崩前“而作丰邑”也有其事实基础。
末代商王帝辛已在位二十余年，五星聚天命又已出现，这时候讨论“辛苦役商”、“商为无道”，显然更为合乎逻辑。这场讨论如果出现在帝辛三年（丰A）或十三年（丰B），也许过早了一点。
简而言之，以文王纪事而论，“丰C”是断代最优解，即《逸周书·酆保解》的“二十三祀”实为“四十三祀”之误，为公元前年。
需要说明的是，该年恰好是帝辛二十三年，虽然与“二十三祀”正相合，但应该视其为巧合，因为《逸周书》中并不会使用帝辛纪年。
不过，或许正因为文王四十三年也是帝辛二十三年，才导致帝辛纪年与文王纪年相混，最后在辗转传抄或整理校注时发生讹误也未可知。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
“二十三祀”或为“王十三祀”之误，王指武王而非文王。如此则“十三祀”只能是受命纪年，为五星聚出现后第十三年，武王伐纣之后一年，即公元前年。
上一年的牧野之战在二月十八甲子日，“十三祀”的三月初一（4月6日）为庚子（“庚子朔”），正是伐纣成功周年庆典之时。
此时九州诸侯齐聚来庆，《逸周书·酆保解》全篇可文通字顺而且更为合理。其中周公旦长篇论述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以及四蠹、五落、六容、七恶等治国之道后强调“深念之哉！重维之哉！”。如果该篇为文王纪事，作为父子，周公旦如此说或有不妥，而周公旦与武王为兄弟，出现这种语气更为合适。
因此，《逸周书·酆保解》或为武王纪事，“二十三祀”为“王十三祀”之误（上表“丰D”），其中“辛苦役商”之说指的是牧野之战而灭商成功，“役”指战役、征伐，姬周灭商前后历三代数十年，其间辛苦不言而喻；九州诸侯齐聚于丰邑的时间“庚子朔”为三月初一庚子日（公元前年4月6日），历日密合。
《逸周书·酆保解》为武王纪事，还可以更合理地解释《逸周书·程典解》。
《逸周书·程典解》：维三月既生魄，文王令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五星聚出现后，受命一年，文王由岐山迁居到程，开始营建丰邑。受命二年三月初一（既生魄），六州之侯齐聚于程邑，此时之聚可能就是因为姬周迁都丰邑，商王也知道了姬周东进之事而震怒，此后文王赴朝歌向商王面呈自辩，然后是文王囚羑里七年。
如果《逸周书·酆保解》也是文王纪事，则当年三月初一已经商王震怒，半年后的冬月初一又“九州诸侯咸至”，并非不可能，但合理性稍差。
综上所述，《逸周书·酆保解》更有可能是武王纪事，发生在受命十三年，牧野之战灭商成功的次年，即公元前年。
《逸周书·酆保解》非文王纪事，则文王迁都于丰邑就不是受命二年（公元前年）的冬月初一而是《逸周书·程典解》所说的三月初一（既生魄）。
值得注意的是，五星聚出现在两年前的四月初九甲子日，受命二年三月廿一日也是甲子日（公元前年5月17日），而且该日又恰逢立夏，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迁都的*道吉日。
此外，《逸周书·程典解》是“文王合六州之侯”，《逸周书·酆保解》是“九州诸侯咸至”，六州与九州，正可与孔子所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相参照
（其实六州之说未必是实数。九州是天子之制，所谓六州，不过是表示天子无道而失去多数诸侯的支持，如商汤灭夏也有六州之说，《吕氏春秋·古乐》：“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
3、周公与成王纪年
武王驾崩后，成王继位。
成王年幼，周公辅*，辅*实为摄*，即一切王权都由周公掌握，《逸周书》使用了“周公立、周公摄*”的说法，此时的周公，除了没有称王之名以外，一切都无天子无异。
《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
《逸周书·明堂解》：“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君天下。”
周公摄*，换句话说，也就是由周公代替成王主*，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周公即成王。
周公摄*的七年当中，史官记事仅记为某年而不称王，如：
《逸周书·作雒解》：“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殷。”
《尚书·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周公摄*七年还*于成王，此后才开始成王纪年，即成王继位第八年才是成王元年，如《逸周书·宝典解》：“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王三祀，即成王三年，指成王亲*三年，实即成王继位十年。
简而言之，周公与成王的纪年在《尚书》、《逸周书》中均为分别计算，如成王迁居成周洛邑并迁九鼎，《逸周书》、何尊铭文都将其记为成王五年（指成王亲*五年，实为继位十二年）。不同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将周公摄*七年合并计入成王纪年，如“成王八年”实为“成王亲*元年”。
4、洛邑双城
武王驾崩后，末代商王帝辛之子武庚反叛，发生“三监之乱”。周公摄*三年平乱，周公摄*五年开始营建洛邑，将殷商遗民迁入。两年后，周公摄*七年洛邑建成，作《尚书·洛诰》。
此时的洛邑，在《尚书·洛诰》中称为“新邑”：“祀于新邑……惟以在周工往新邑……王在新邑烝……”
此“新邑”实即武王伐纣之后所选址的“度邑”，见《逸周书·度邑解》：“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其名兹曰度邑。’”
今本《竹书纪年》虽在“新邑”营建之初称其为“洛邑”：“（成王）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但落成时亦称“度邑”：“（成王）七年，周公复*于王。春二月，王如丰。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冬，王归自东都。立高圉庙。”
此时的“度邑”称其为“洛邑”当然没错，但与成王东迁的“洛邑”并不是一回事。
成王亲*五年，召公又前往洛水河畔勘察选址，准备营建“洛邑”，见于《尚书·召诰》。同样历时两年，成王亲*七年，“洛邑”告成，第二年，成王迁都并“迁九鼎于洛”。
后世所称“洛邑”，其实是两座城，一座是当年武王选址由周公主持营建的“度邑”，另一座是成王亲*以后主持营建的“洛邑”，后来两者又合称“洛邑”。
成周“洛邑”的双城布局，显然是要复制宗周的布局以及历史。
丰京和镐京在沣水两岸，分别由文王和武王主持营建；度邑和洛邑则分别由周公和成王主持营建（其中度邑虽由周公主持，但实为武王遗命）。
关中平原的宗周与河洛平原的成周，都由父子两代相继营建，想必洛邑双城也和丰镐二京一样，都是隔河相望。
《尚书》中《召诰》、《洛诰》两篇互不相干，前者发生在成王营建“洛邑”之前的相宅选址，后者发生在周公营建“度邑”落成之后的祭祀庆典，后人或以为两篇所记是营建“洛邑”前后相续之事，其时序被完全颠倒，相关纪事扞格不通自然也就难免。
三、西周月相术语农历
月相名
公元前
农历干支
纪事
备注
十四
既死魄
.3.
二月十四庚申
《逸周书·世俘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
十五
旁死魄
..
正月十五壬辰
《尚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大月三十小月廿九
旁生魄
.3.8
正月廿九丙午
《逸周书·世俘解》：维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
初一
既生魄
..9
正月初一戊子
清华简《程寤》：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霸，大姒梦，见商廷唯棘……受商命于皇上帝。
.6.5
五月初一乙亥
天亡簋铭文：乙亥，王又（有）大丰（礼）。
.7.5
六月初一乙巳
《尚书·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1.6
腊月初一戊辰
《尚书·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烝……在十有二月……惟七年。
公元17.4.11
三月初一乙卯
东汉《蔡中郎集·胡公碑》：维汉二十有一世，建宁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乐乡侯胡公薨。
既生魄八日壬戌：三月初一乙卯，三月初八壬戌
初三
哉生明
.7.7
六月初三丁未
《尚书·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丁未，祀于周庙。
四月均为六月之误
今本《竹书纪年》：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
注：“魄”又写作“霸”，如“既生霸”即“既生魄”。
1、复原纪年所得月相
相关月相名称是在纪年复原后直接提取而得，是纪年复原的结果，并非根据预设的月相含义去反推相关纪年。
上表公历、农历、干支均使用寿星天文历（V5.05Plus），不做任何修正拟合，按此排列所得月相术语的组合称为“月相A”。
初一为既生魄，十四为既死魄，与日常生活中初一与十五相对的直观感觉不符，也就是说，以十五为既死魄或许会更为合理。
上表历日中，公元前年正月十五壬辰、二月十四庚申，如果将日期后移一天，也就是将历日安排为正月十六壬辰、二月十五庚申，则正好是十六日为旁死魄，十五日为既死魄。相应地，正月廿九丙午也要后移一天为正月三十丙午，旁生魄仍是月末最后一天（正月要从小月改为大月，否则后移一天成为二月初一丙午，初一旁生魄将与初一既生魄相冲突）。
一日之差的历日微调，是完全可能的。
简而言之，初一为既生魄，廿九或三十为旁生魄（既生魄前一天），十五为既死魄，十六为旁死魄（既死魄后一天）。这是西周时期月相术语的另一种可能，该组合为“月相B”，如下表。
此外，哉生明为初三，与之相对，哉生魄应为十七日。考虑到历日偏移一天的问题，哉生明也可能是初二，哉生魄也可能是十六日。
月相
旁生魄
既生魄
哉生明
既死魄
旁死魄
哉生魄
A
廿九/三十
初一
初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B
廿九/三十
初一
初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既生魄与旁生魄为一组，既死魄与旁死魄为一组，无论月相A还是月相B，可以发现其命名在时间序列上呈相反方向——旁生魄为既生魄前一天，旁死魄为既死魄后一天，这种命名方式正可与阴阳理论中阳顺阴逆之说相参照。、魄、霸与月光
生魄、死魄究为何意，历来说法不一，未有定论。
有定点说，既生魄、既死魄等均指每个月固定的某个日期；也有区间说，相关月相术语指一个月的不同阶段，即每个阶段都包括数天在内。
魄，至少自东汉以来都是指月亮不发光的部分，如东汉张衡《灵宪》：
“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
张衡已发现月亮发光来自太阳照射，“日之所蔽”即没有太阳照射而不发光的部分称为“魄”。
唐代孔颖达：“魄者，形也，谓月之轮郭无光之处名魄也。”
南宋毛晃《增韵》：“月体黑者谓之霸。”（魄与霸同义）
魄指月亮不发光的本体，其义可与魄字本身含义相通。
古人将精神分为*魄，*与魄都是精神、灵*之意，但*与魄又各有所指，其中*特指精神，魄则代表形体，如《左传·昭公七年》：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
人受孕发育，长成可见的形体为魄，阴阳互根，依附于形体的是灵*。
魄，就是人的身体，后有体魄之说。
既，本义为吃过饭了，引申表示完成、已经。十五月圆为望，十六为既望，表示已经过了月圆。
“魄”为月亮无光部分，“既”为完成时，所以，既生魄，应该指月圆之后逐渐亏蚀无光以至完全没有月光之后；既死魄，应该指月亮发光部分逐渐扩大以至于月圆之后。
显然，既生魄应该在初一左右，既死魄则在十五左右，上述由修复的商周之交相关纪年而得出的月相名称确实如此，文通字顺，毫无龃龉。
月亮本身不发光，无光的月亮为魄，与魄指形体的含义一脉相承。由西周时所使用的月相名称，或可推知其时早已发现月亮不发光的事实。
当然，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说法，如西汉刘歆认为：“死霸，朔也。生霸，望也。”（见《汉书·律历志》，“霸”与“魄”同）
“死霸”为朔，此时无月光而称其为死，所死之物当为月光；“生霸”为望，月圆之时称其为生，所生之物也是月光，所以，这里的“霸”无疑指月亮发光部分。
如果此说为真，那么从“霸”字含义的翻转可以推知，西周时人并不知道月亮本身不发光。如此一来，上述复原的商周之交相关纪年就有抵牾之处——干支年月可与文献记载相合，唯月相不符。
目前尚无更多证据可以证明西周时已经发现月亮本身不发光的事实，也许可以期待有朝一日在地下找到答案。
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