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天，曾经是乌鲁木齐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都市消费晨报》发布了告读者书，从年1月1日起，《都市消费晨报》调整为周刊（每周三出版一期）。这种调整很尴尬，意味着它即将标本化。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感触说不出来。想到了刘禹锡的两句诗：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就在两年前，《晨报》曾经最大的对手《*都市报》已经“先走为敬”了。
我和《晨报》颇有渊源。
年4月，我读大学二年级。按照“《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伤逝》”的校园四部曲，我正处于苦闷阶段。发现大学生活和想象的很不一样。没有校园诗人，没有流浪歌手，有的只是沉浸在英语四六级考试复习中的“书虫”。这时，在图书馆遇见了曹雪萍，因为我和她都曾给学生剧社写过剧本，我写出来的排演了，她好像没交稿子，总算认识了。她是中文系大专班的，只有两年的在校光阴。那时已经找好了工作，在刚创刊的《晨报》做实习记者。她说准备要写一个试婚话题的稿子。我看她采访了医生，又采访学生，做的很认真，就给她出了些主意，让她找93年的一期《清明》杂志，里面有一篇莫怀戚写的小说《环十字交响曲》，里面正好有一段关于试婚的精妙论述。她跑到中文系资料室翻到了，如获至宝，就摘用到她的稿子中了。临分别时，她又问我要了一篇稿子，说看看能不能用。到了5月14日，我和她的稿子同时见报了，她写的试婚稿发在了11版“女人情”栏目，我写的随笔《解读男人和女人》发表在第12版“男极圈”栏目，编辑是柳枫河，这时我才明白什么是市民报，那就是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曹雪萍给我送样报时说，你拥有了三万读者，说的大概是《晨报》当时的发行量。对于3万的发行量，我没有什么想法，但文章变成了铅字，的确有点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虽然只是小小的豆腐块。
到了年，《晨报》开始走入我们的生活，据说发行量已经超过十万份。远在米泉的同桌栗园家里也订有这份报纸，近在眼前的学校也建有花季记者站——据说是老白（李卫疆）负责的，不过那时还不认识他。那时的我不知怎么就有了毕业生的那种颓废心态，总觉得记者站是新生热闹的事，自己只是冷眼旁观者。花季版的编辑在学校开办小记者学习班，从窗户外望去，全是新生的校服，本能地告诉自己，这不属于我的舞台。6月21日，花季版编辑的曹雪萍突然派一个学生记者找我来约稿，原来她策划了一个毕业生爱情的主题，学生记者写出来的稿子都不满意，缺一篇当头题的文章，这时想到了我。为我点着蜡烛加班赶制出一篇，写了好合好散，写了坚持到底。曹雪萍打电话来，说稿子很不错，要把稿费打的高高的——后来才知道，高高的也就30元一篇。6月23日，我去班里上课，就看到同学在传看发我文章的报纸。此后几个月，我又陆续发了二十多篇，从毕业消费，到校园社团，从实习感受，到舍友关系，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我写成文字，发表在《晨报》上。我找到了新生时的激情，同时也感染了舍友，我们开始自己策划组稿，有时花季一整版都是我们的文章。
那时我们写作态度玩世不恭，对文责问题认识模糊，总觉得写稿就是“我手写我口”这么简单，有时恶作剧使用同学的名字，有时揭黑幕来写学校的阴暗面，终于惹出了麻烦。年11月24日，花季版刊发了一组大学生写论文的稿件，其中三篇都是出自我们宿舍，主要反映大学生写论文“剪刀加浆糊”和老师把关不严的现象，落款都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连学校和班级都交代的清清楚楚。
系里的老师震怒了，有人把这一版复印了几十份，每个老师的邮箱里塞一份，当作批驳的靶子。老师们开会统一了口径，不管上哪堂课之前，都要留出几分钟念一段我们的文章，然后痛批一番，说我们发这样的文章毁坏了学校的声誉，甚至影响到了招生。我们都懵了，一到上课都像霜打的茄子，被批驳的抬不起头，只盼着这场风波快点过去。可是仅仅过去4天，花季版又刊出一组文章，全是出自我们宿舍，大标题是“大学四年，我们学到了什么？”，这是半个月前交去的稿子，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刊登出来了，系里的老师误以为我们不服，利用媒体跟他们打擂台，因此更加生气了。此后一星期，每位老师上课人手一份报纸，先批斗再讲课。有的语重心长，说我们少不更事；有的话语严厉，说我们别有用心。终于我们承受不住了，一起到系里承认错误——好像就彭锋一直死扛着不去。见我们有了这种态度，老师们立即收兵，不再穷追猛打，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老师对我们的爱护，有打更有拉。后来写毕业论文时，同学们开玩笑说我们宿舍的恐怕都难过，我们也害怕有后遗症，结果出来，我们宿舍三篇论文都是优，远比其他宿舍多。后来还有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师（王佑夫）放出风来，说我们这几个写稿子的人，只要考本系的研究生，专业课全给过。听了这话，我们心里都觉得很温暖。
到了年末，《晨报》要出世纪末纪念特刊，编辑齐梅约我写稿。这是反映不同时代大学生精神面貌的一组稿件，我就在报社的玻璃隔档桌上现写了三篇，用了不同的名字。齐梅让我帮她想一个总标题，我寻思一阵，琢磨出两句话：“青春不以沧桑改，岁月总把容颜换”，齐梅看了点头说好。后来上稿时因为字数原因只保留了前一句。那一期的纪念特刊厚得像一本字典书，不知道共有多少个版面，稿费也不错，3篇一共2千字，元。我拿到纪念特刊，心中突然有了感触，青春也许还在，岁月却不饶人，翻过年我就该毕业了，离开校园也就意味着告别花季版了。这一版特刊，正是我告别年代的纪念。
撰稿期间，我还当了一次带路*。指引着王新刚和伟哥去把98级和99级的两位师弟的稿费冒领走了。那时领稿连身份证都不看，签字就给钱。回来后，我们三个人连校门都不进，冲进对面的饭馆一鼓作气吃掉一份大盘鸡。后来聚会，每每提及此事，大家都一脸愧笑。
年6月大学毕业。到了年，《晨报》也经历了大变动。总编齐东带领着众多开创事业的编辑记者集体出走，远赴东北。曹雪萍也辞职东去，先落脚《新京报》任文化记者，后到《人民文学》任散文编辑。
工作以后，开始在其它一些报刊上发稿子，从城市笔记到杂谈时评，时而艰难时而顺畅，每当我有所懈怠，总会提醒自己要保持大学写稿时的激情。后来《晨报》也办了时评版，我与《晨报》再续前缘，时而在上面发一些评论。
《晨报》言论版的编辑叫毛铭东，精瘦一个小伙，一脸真诚。他来自塔城，先在《乌鲁木齐晚报》落脚，那时《晚报》可不如《晨报》红火，他又去上海闯荡了一两年，回来在《晨报》任言论版编辑。那时我们好谈情怀，说着杂文当匕首投枪之类的傻话，他不谈，只务实。在《晨报》写了两年，他有个很好的习惯，我告诉过他家里订有《晨报》，可是他仍不厌其烦地寄样报，现在我家里还有一堆没有拆的过的信封。我知道，这是对作者的一种尊重。
毛铭东以前写诗，好摄影，擅徒步，体力很好。曾感叹说《晨报》登珠峰的那个同事，体力还不如他好，但比他幸运，被选派去了。总感觉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温文尔雅，慎独自律。后来他转去了《晨报》的网站亚心网，再后来成了亚心网的管理者。
那时混迹网络，结识天山网的于雪飞。大概09年前后，她转战《晨报》，先在亚心网负责时评，约我和南蛮（冉茂阳）给她们栏目写稿。南蛮喜欢评石河子新闻，我喜欢写教育话题。后来我提醒他，用个化名，他不以为然。我说以后他回石河子，跟家里的邻居打麻将，不抓别人只抓他，这叫“合法伤害权”。他有些害怕，后来又换了个网名。我们那一个多月一天一篇地写。有种“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的快意。再后来，于雪飞到《晨报》文化版做编辑。偶尔向我约稿，有次一个读书的选题，约了一个摄影记者来拍我的书柜。我读书但不怎么爱惜书，拍出来一排排的旧书脊，实在不雅观，《晨报》也用了。
记得大概一三年前后，她还邀我参加《晨报》和市图书协会合办的一个读书征文活动，得了个一等奖，领了元的奖金。
于雪飞喜欢藏书，到了不同版本的书都要来一套那种痴迷程度。版本多了，也喜欢给人送。有时吃饭就送上一本没有拆封的书，像是伴手礼。有一年冬天，她约我和小李娟三个人吃小火锅，相谈甚欢。那时小李娟已经目空四海，不太跟这边的人来往了，惟独去她家看过孩子。后来在一次活动中，我和小李娟聊到于雪飞，她说于是*写评论头脑最清醒的一个，言下之意其余的人都瞧不上。
再后来，朋友托我联系小李娟。以前我们还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