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临港要建自贸区了！
这几天的朋友圈，无不被此刷屏。自贸区是大事件，上海的雄心不可谓不宏大。
对外，应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通过自贸区进一步加大开放，“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弄得少少的”，为霸权国未来可能的“脱钩”做好准备。
对内，经济L型的一横斜率向下，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寻找新动能，也需要自贸区找到新兴产业发展之路，“为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于是，吃瓜群众设想的自贸区是这样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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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却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发展新产业而不得，最终被房地产截了胡？香港的教训，值得临港警醒。
20年前，香港就面临着今天内地一样的困境。老产业发展已遇瓶颈，新产业发展寻路无门。香港领导人也想抓住新产业发展的红利。首任特首董建华非常具有战略眼光。上任后就提出两大计划：“八万五”与“数码港”。前者是针对香港土地供应过少、房价过高、鸽子笼遍地的状况，后者则是针对香港产业单一，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的状况。
可惜20年过去了，本应赋予香港发展新动能的两大宏伟规划，却一个都没实现。“八万五”被地产商及其鼓动的有房一族拉下了马，这种民粹胡闹，到现在都在顽固地阻挠港府的供地计划。而“数码港”计划呢，也最终被李嘉诚儿子李泽楷生生搞成了房地产项目。
这就是香港的宿命：生于转口，长于开放，绑于地产，未来终将死于地产。李嘉诚为代表的房地产商们，像蚂蟥一样趴在香港身上吸血。*府即使有心改变，也已无力回天。
反观内地，“香港病”已在愈演愈烈。内地开放之初，学习的是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上海，是第一个引进香港土地制度的城市。当年由倪增天副市长带队，到香港取经土地出让制度经验，之后虹桥开发区实现了上海历史首次土地出让招标。为了体现国际化，当时的土地出让文件由一位香港的年轻建筑师进行翻译，他的名字叫梁振英。30年来，土地出让制度助力了上海和内地的超高速发展。但随着进入新时代，旧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对于临港，产业未动，房价先行，实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看临港新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临港位于上海东南角，三面环海，西接上海郊区奉贤、南汇等地。临港中心区域滴水湖距离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直线距离65公里，距离陆家嘴直线距离60公里，距离浦东国际机场直线距离35公里。
相较于上海西部的松江、闵行、嘉定，临港新城对长三角的辐射与影响几乎为零。这也就是为何临港新城早在年就已经开发，但差不多年份发展的松江空城、嘉定*城已经初具规模、人气不错，但临港依然寂寞寥落的缘故。
这里插个题外话，临港新城是年初步规划，年开始大力推进，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是……熟悉那段历史的童鞋都知道，当时市委班子开内部讨论会，大家都是直接开上海腔的。把一个新区设在如此犄角旮旯的地方，主观意图如何不知道，但客观上，对接长三角、辐射长三角的作用肯定是接近于零的。
近20年的发展也表明了，三面靠大海，一面接郊区，自身发展尚且艰难，更谈何溢出与辐射了。
感受对比下临港到底有多远：从上海市中心开车到临港中心滴水湖大约74公里。
74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线路对比下。
上海
人民广场-苏州工业园区
从上海的人民广场，往西开74公里多一点，你可以穿越嘉定与昆山，直接开到苏州工业园区。
北京
北京-河北
从天安门开车往东走71公里，恭喜你，来到了富有风情的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
深圳
深圳-惠州
从深圳市中心往东驱车不到70公里，你可以到达惠州南站。当然惠州生活水平还可以，那里的海鲜和娱乐据说都是不错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认知。临港离上海市中心的距离，意味着临港只是行*区划意义上的上海，就像张家港是苏州的下辖县级市，房山是北京的一个区。临港，并不是城市意义上的上海。这也是为何浦东自贸区管委会在年3月正式搬迁到临港新城，但仅仅1年后，管委会就搬回了外高桥。
当然了，临港的位置虽然远，但对其发展其实是有利有弊的。本来有利的一面是，正好利用这种物理距离上的遥远，将土地为主的生产要素价格限制在一个较低水平，然后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吸引人才、资金和产业的落地。但当前临港的态势，却似乎是走在一条相反的道路上：解决不了原有的弊端，却把潜在的优势，迅速扼杀在摇篮中。
从当前发布的规划来看，临港自贸区新片区承担着两大重磅任务：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对内，探索新兴产业发展之路，寻找发展新动能。而高房价，对这两大目标都会造成严重的阻碍和损害。
我们先来看高房价对开放的阻碍。
中国当前的深度开放面临着各种内外约束，但最核心的一个约束是资产泡沫。真正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一定是普遍意义上的自由。具体而言，一个境内投资人，投资房地产赚钱了，想把钱汇出去，可不可以？答案是不行。
道理很简单，根源还是在房价。过去10年，一线城市房子从1万一平涨到了10万一平，但人民币汇率仍在1：6左右。10年前，我国的外汇储备2万亿美元，10年后的今天，只是涨到3万亿美元。但是我们的房产价格提高了9倍，房产总值增长得更多（因为新造了很多房子），而外汇储备只增长了0.5倍。资产泡沫这样的膨胀速度，能经得住资本的自由流动吗？
所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要做到资本自由流动，是不现实的。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也就很难实现。可以预期，我们的对外开放，在资本流动这方面，总体方向一定是鼓励外资流入，而不会允许内地的资产转化为外汇流出。资本就像孙悟空，再怎么想自由，都逃不出“量入为出”这个五指山。
对比世界，当前临港的房价已经不低了（如果跟世界范围的房价相比，中国房价高得离谱，下文有更直观的对比）。如果借着自贸区的由头，再让房价猛涨一把，同时又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临港的这个实验田，除了让之前布局房地产的投机资本割更多的韭菜出境，实在想不出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这是相应管理层需要极端警惕的一种结局。
我们再来看看高房价对高端产业发展的影响。
临港自贸区的规划中，对于要发展的高端产业是如此描述的：“集聚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我国高质量发展急需产业的关键环节和技术”。发展高端产业是一条艰难的路。对于临港而言，未来有三个可能存在的重大陷阱需要提前引起警惕。
其一，警惕高房价陷阱。
现在地方*府规划高科技产业有一个误区，想当然地认为搞高科技的地方，一定是高房价的地方。这就会落入高房价陷阱。别看硅谷现在房价仅次于纽约，是全美房价第二高的地方，但要知道，30年前，硅谷刚刚兴起的时候，它的房价在全美只能排名中游，也就是现在费城的水平。临港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最最忌讳的是：产业还没有向硅谷看齐，房价先向陆家嘴看齐了。高房价是产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而且，客观地讲，临港的房价（对标国际）已经不便宜了。现在2.5万人民币的价格，接近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美国的很多城市，也比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匈牙利布达佩斯、比利时布鲁塞尔、美国盐湖城、亚特兰大、费城等城市要贵。
这也是为何资本自由流动在中国很难落地。因为卖掉中国三线城市的一套房子，就能够买得下美国迈阿密、丹佛、波特兰、芝加哥、休斯顿、费城、亚特兰大等大城市中心地段的房子。如果让资本自由流动了，读者们觉得会有什么后果？
可以说，高房价就是高端制造业的*药。原因很简单，高房价必然对应高成本，高成本会遏制制造业竞争力。而且高房价增加员工的生活成本，中小企业受伤会更严重。但高端制造业的配套企业，恰恰是众多中小企业，有的甚至是只有十几个人的手工作坊。日本、德国，这样的顶尖企业比比皆是。产业集群是高科技产业的培养基。没有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发展高科技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除了小企业受不了高房价，世界上的高端制造业总部，也极少落地在高房价城市。临港将要“集聚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我国高质量发展急需产业的关键环节和技术”，让我们看看相关产业领*企业的总部所在地情况吧：
半导体龙头德州仪器，总部达拉斯，中心房价1.7万元/平（单位人民币，下同）；
生物医药领域大名鼎鼎的葛兰素史克，总部费城，房价2.4万元/平，跟临港目前相当；
飞机巨头波音，总部芝加哥（原为西雅图，年后迁到芝加哥），房价2.7万/平，略高于上海临港；
精密机床龙头金属科技公司，总部也在达拉斯。
下文整理了更多的高端制造业领*企业总部，更多企业总部甚至在不知名的城市，房价更低。
上海市领导在记者会上介绍临港时，用了一个词“寸土寸金”。如果寸土寸金是用来形容房价地价的，那就非常危险。“寸土寸金”不是高科技的培养皿，而是制造业的扼杀器。
国内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这两天刷屏的华为鸿蒙，其发布是在东莞而不是深圳。
为什么？
因为年7月，华为的研发总部已经从深圳迁到了东莞松山湖。
连华为这样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研发总部，都承受不了高房价，何况其它？
东莞的房价也就跟现在的临港差不多。如果临港房价再大涨，读者觉得什么样的高科技企业，能有华为那样充裕的现金流、能比华为开更高的工资，来帮员工抵抗高房价？
对于华为迁址，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其二，警惕“高端资源要素”陷阱。
“高端要素”这种提法，近年来常见于*府各种规划与文件中，是一个“时髦词汇”。这次临港自贸区方案，是这样描述的：“到年，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成果，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作为目标，似乎也只能这般表述。
但最大的陷阱，是在执行中。
高端要素，怎么界定、怎么甄别、怎么筛选？更关键的是，临港的大战略是面向未来的。那么谁能回答：年，谁会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领*企业、高端要素呢？这个问题，谁都没法回答。
所谓高端要素陷阱，就是指*府在规划执行中，通过制定标准、指标评价、人为设限，排斥某些要素，鼓励另一些要素，但最后导致实际吸引到的要素并非真正的高端要素，从而扼杀产业与人才的发展。
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是：“高端”与“低端”，一定是市场竞争、产业演化的一个事后结果，而不是事先给相应的要素打上一个标签就可以人为定性的。并且，今天的高端，不等于明天的高端，今天的趋势，不等于明天的潮流。不要说*府官员不会知道何谓“高端”、何谓“低端”，就是久经沙场的投资人、企业家、科学家，都经常错判、误判。深受官僚体制约束的官员，正确判断的难度就更大了。
——规划图很美
“高低难辨”的例子，商业史上太多了。
看看当代中国的互联网弄潮儿：马云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马化腾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深圳大学毕业生，雷*也只是本科学历。阿里巴巴现在的高级员工中，不少当时都很难进入“高端”的IT企业如联想、北大方正等公司，找不到“高端”工作退而求其次才来到阿里巴巴的，以至于阿里巴巴高级员工中有不少不知名院校甚至大专毕业生，连浙大毕业生都没几个。因为20年前，阿里巴巴是“低端”公司，联想、方正才是“高端”企业。
“高端”、“低端”有多么难以辨别，我们再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当前的一些*策、人们的一些认知，有多么荒谬。
例子一，
40年前，一个蜗居车库的美国“屌丝”。
他是如此“低端”：爹是中东来的，吊儿郎当，毫无责任感，把他母亲睡了后就抛弃。母亲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小女孩，未婚先孕，生下他后无力抚养，只能将他送人。养父母将他养大后就再也无力支持他的高等教育。
大学只读了一年，他就因付不起学费而退学。退学后的他，在朋友家的车库里住着，捣鼓着自己的小梦想。整天蓬头垢面，胡子拉碴。
这样一个屌丝，如果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就是住隔板房（北京是地下室）、吃地沟油的命，还要时不时作为“低duan人口”被定期清理一番。他虽然自己创立了一家电脑公司，但跟当年如日中天的IBM、王安电脑等“高端”公司比，简直就是蚍蜉。
他的名字叫史蒂夫·乔布斯，一个叙利亚移民后代。
例子二，
35年前，一家只有30名员工的屌丝小公司。
这家小公司是如此“低端”：老板兼创始人ArthurDelPrado销售经理出身，对于行业技术一知半解，只有一些渠道分销的经验。
公司位于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镇。成立后由于经营艰难，没有办公场所，只能在“高端”大公司大楼外的空地，搭几个简易工棚办公。
公司初创时的办公场所，旁边就是垃圾堆。
图片来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