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治疗白癜风 http://m.39.net/pf/a_6442484.html一、先秦时代先秦时代，《尚书》、《论语》、《易传》、《墨子》和《管子》等经典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河洛之辞，最早见于《尚书·顾命》，从古至今，凡讨论《河图》的文字首先都要以此为基准。《尚书·顾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段话是说周成王死，康王即位，在即位大典上陈列着的上述各种器物，河图也是陈列的物品之一。东汉经学家郑玄为《尚书》作注道“（河图之后）有洛书二字”，这说明郑玄应当是看到过有洛书二字的《尚书》文本。高亨先生在《周易大传令注》一书中支持此观点，他认为“洛书”与“河图”一样，最早始见于《尚书》，其证据是《文选典引》蔡邕注引《尚书》曰:“颛顼河图洛书在序。”《论语·子罕篇》:“子曰:‘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载《论语》此文，“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据此，河图、洛书始见于《顾命》。从汉代以来的学者，有不少人认为这里的河图其实和弘壁、琬、琰等一样，都是一种玉器，只是这种带有花纹的玉出自于*河，所以叫河图。例如东汉郑玄解释这段话说，陈列在东序的大玉、夷玉、天球，“三者皆璞未见琢治，故不以礼”；对于“河图”，郑玄说是“器名之河图，图出于河水，帝王圣者所受”。根据郑玄的注释可以推测，《顾命》篇中的所谓河图是出自于*河的一种金石之类的器物，还尚未出现孔安国所谓的“龙马出河”之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年代，河图洛书作为帝王贵胄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礼器（可能雕刻有上古“河图洛书”的神秘图案），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治地位，不再是凡物，遂作为祥瑞之兆由上古帝王所受，象征明君治世。《尚书》中被后人传为与洛书有关的记载是《洪范》篇，特别是汉代许多学者认为洛书即《洪范》九畴，其实我们对《洪范》的内容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不过是古人的臆断。《洪范》原是商代贵族*权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即统治大法。《洪范》载：“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在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武王与箕子均为圣贤，所以箕子“臣子不可，传道可也”，遂向武王详细阐述洪范九畴，即治国的九种大法，是为今世《洪范》。《洪范》中介绍源起曰：“惟十有三祀，王访访于箕了。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说，周文王十三年武王拜访箕子，询问上天规定了哪些治国的常理。箕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将水火木金上五行的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治国安邦的常理受到了破坏。鲧在流放中死去，禹起来继承父业，上天于是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起来。”《洪范》正是通过武王与箕子对话，言禹治水有功，天帝锡（此文中的锡均通“赐”）予其“洪范九畴”（九种治国大法），遂划天下为九州，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曰《洪范》，现在的《洪范》是从箕子这里传承下来的，初为西周作品。《尚书·洪范》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其中第五畴“皇极”（君主统治准则）是全部统治大法的中心，其它各畴大都是为了建立好这一“皇极”所施的各种统治手段与方法。它的中心思想是，倡导一种基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治论，强调按照神的旨意建立最高统治准则——“皇极”，以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在这种神意*治前提下，君主要注意自己的貌、言、视、听、思等“五事”（第二畴），以引起“休徵”，而避免“咎徵”（第八畴）；并遵循岁、月、日、星辰、历数的“五纪”常理，以处理*纪（第四畴）；君主向上请示神意的手段是“卜、筮”（第七畴），向下统治臣民的手段是“刚克”、“柔克”、“作威”、“作福”（第六畴），也就是利用“六极”作威，利用“五福”作福（第九畴）。这样一篇反复向君主提出行动规范的统治经验，其用意在于以此来神化君权，并提高君主自身的警惕性。这一“大法”受到周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加以奉行，对后人影响极大。《尚书·洪范》原文如下：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従，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従作乂，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王道荡荡；无*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従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従，庶民従，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従，龟従，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従星，则以风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史记·夏本纪》亦有相关叙述。大禹治水大功告成，不仅国人高兴，尧舜欣慰，而且还感动了天帝，天帝赐予其九种治国大法——《洪范九畴》。《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於鲧者，原帝试之。’於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於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尧帝退位，舜“摄行天子之*”，他深知“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以“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后“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大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域。”终于除了水害，“于是帝(尧)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古往今来现在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的治水故事，早已成为美谈为世人传颂。《洪范》中提出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性能作用，主张天子建立“皇极”，实行赏罚，使臣民顺服，又提出“正直”、“刚克”、“柔克”三种治民方法，认为龟筮可以决疑，*情可使天象变化，后成为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春秋繁露》以五行之序释孝子忠臣之行，夏侯始昌作《洪范五行传》，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皆参以谶纬、天人感应之说。王安石作《洪范传》以五行为“天所以命万物者也”。疑古派或认为《洪范》成书系春秋或战国后期儒者所作，从出土文献来看不足为凭。《尚书·洪范》内容涉及到“五行”理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甚至中医理论的起源问题，近年来其成书年代不断发生争议。传统认为《尚书·洪范》、《尚书·甘誓》是西周作品。疑古派因为战国前著作中“五行”出现的很少，就认定战国前出现“五行”的作品必是后人伪作。这种论证是不妥当的。《左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材”在春秋时期没有“行”的含义，这里所说“五材”是五行思想的实际应用或延伸，而不是五行理论的发端，同时也表明“五行”理论在春秋时期已经具有很大影响。春秋时期的《孙子》中同样提到了“五行”，疑古派要证明《孙子》是战国后期的伪作是很困难的。疑古派曾推定《尚书》为汉代作品，但郭店楚墓竹简证明《尚书》确非汉代人伪作的。李学勤则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证据，说明《洪范》确为西周作品。（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年。）在《尚书·洪范》可以明显看出，关于洛书在《洪范》篇中并未直接提及。后来班固在《汉书·五行志》记载，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认为：“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天兴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其认为《洪范》中从“初一曰五行”到“长用六极”是洛书本文，进而将“九畴”、“洛书”联系了起来，称“九畴”就是“洛书”。根据乾嘉朴学派的研究，由于天灾人祸的影响，先秦时代的许多典籍到汉代已经基本失传，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书籍以及论述是刘向、刘歆父子当年假托古人名义按照自己的意思编辑出来，但是托古之风却在历代大行其道，这对河洛文化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汉书此说属于孤证，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只有新证据的出现才能够更清楚认识二者之间的渊源。至于“神龟出洛”当是后世学者在这个基础上神话演绎所为，个中缘由，大概是因为所谓的“君权神授”，所以牵强附会之。综上所述，《尚书》中所记载的“河图”与“九畴”，在汉代人的著述中相对于今日所理解的“河图”与“洛书”有很大的出入，并且河图洛书最初是具有祥瑞之兆的玉石器皿之类的礼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在《尚书》以后，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是《论语》。《论语·子罕》篇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载《论语》此文，“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根据《山海经·南山经》：“有鸟焉，其形如鹤……名曰凤凰。……是鸟也，自饮自食，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所谓五采鸟，皆凤凰属之鸟。由此可见，文中“凤鸟”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即指凤凰，相传*帝（《竹书纪年》记载“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和周文王（“凤鸣岐山”）时都曾出现，代表圣明君王治世*治清明时候出现的一种吉祥征兆。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凤凰不来，河没有出现图（圣明的君王），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天下动荡不安，孔子立志行王道而道不行，于是发出了这样无奈的感叹。这段话当是孔子自感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而发出的心声。依孔子的这句感叹可以推测，孔子是相信河图的存在的，当时也应该有至少说有河图出现的可能。但河图并没有出现，所以孔子哀叹：“吾已矣夫！”若河图就是八卦或者说是画卦的依据，那么在春秋之世不但八卦已经画成，而且六十四卦业以产生，所有的卦爻辞已经齐备，上天也不会在这件事早就完成了之后，依旧不断的出些可以画八卦的东西，这里的“河图”无论是什么东西，无论它的用处是什么，都还与《周易》没有必然联系。此时的孔子依旧盼望河图出现，依情理而言，孔子心中的河图决不简单只是八卦或画卦的依据，孔子盼望的是天能再降圣人，并有凤鸟、河图一般的神器使圣人能平治天下，挽救这礼崩乐坏的局面，这正是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较于情理之合。由此可以推证，《尚书》所说，“河图”此时已经演变为一种体现天下太平具有祥瑞预兆的国宝级别之器物。这与郑玄对《尚书》中河图的著述可相互验证。《易传·系辞上传》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句话是河图洛书最有名最神秘的的出处，孔子相信河图、洛书的存在，并以二者作为圣人作《易》的依据之一，特别是并据此认为易经八卦就是根据“河出图，洛出书”推演而来的，从而成为易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这句话中的“河图洛书”究竟指代什么？“圣人则之”又是什么意思？西汉的孔安国注曰：“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后世亦多宗此说，以河洛解释八卦来源，根据孔子感叹“河不出图”来考证。这是典型的自说自话、断章取义的做法。《易传·系辞》原文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天生神物”，是指龟甲、蓍草等先秦时代的占卜用具，圣人用它来创立卜筮的法则。天地出现日月四时之变化，圣人依据它而确立了阴阳观；河出龙图、洛出龟书之祥瑞神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道原理。历代人氏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联系上下文来看，“河图洛书”指的仍然是祥瑞之物，圣人出世取法创制《易》，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后意思说得通。通过这段话可以知道，孔子所说的圣人并非特指某一个人，而是泛泛而指。至于以河图洛书为法则的圣人，可以是神农、*帝、尧、舜等任何一人，但肯定不是伏羲。孔子在《易经·系辞下》一文中，已经明确地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已经介绍伏羲画八卦的过程，乃是通过观物取象而来。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伏羲画八卦的过程，伏羲等远古时代先民通过长期对自然界规律的总结与探索从而得到的结果。《论语》之后，《易传》以外，记载河图的还有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礼运》篇载“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这是说圣王治理天下，没有昆虫水旱之灾害，人民没有饥寒冻饿之困苦的时候，天降祥瑞的情况。依《礼记》言，圣人出世天下大治，从而出现河图。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可食的膏露，可饮的醴泉，可用的器车。“河出马图”的意义可以说一目了然，就是祥瑞象征之物。儒家之外，先秦诸子亦多有记述。《管子·小匡》载：“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今三祥未见有者。”，依然写明河图洛书二者具祥瑞之义。《墨子》曰：“河出绿图，地出乘*，武王践功。”“绿”通“籙”，故“绿图”与符一样，亦为帝王受命之物。“乘*”据考是一种神马之名。因此其意是说，周文王灭殷兴周是天命所归，故有“河出绿图，地出乘*”之瑞兆，武王应天之命，终于伐纣成功。综上所述，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虽然具体形式尚有争议，但其开始就是玉石之类的器物，所谓物以稀为贵，后可能因其稀缺难得又逐渐演变为一种圣人治世的祥瑞之物。这一时期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还看不到后世的龙马、神龟、伏羲以及种种具体细节，只是古代象征祥瑞的征兆。（未完待续）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