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能根治么 http://news.39.net/bjzkhbzy/180529/6288655.html第六编元代文学绪论
元代文学涵盖的时间，大致可以从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中国（１２３４）起，到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义*推翻、元顺帝逃离大都（１３６８）止，其间约一百三十四年。元代的历史是比较短暂的，但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却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元初到明中叶，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三段。在这一段文学史中，最明显的是，叙事性文学第一次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作家与下层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文学创作赢得了更多的观众、读者，在社会上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同时，群众的接受情况，又制约着文学的创作，促进了作家审美观念的变化。凡此种种，都表明元初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第一节元代的社会与文学民族压迫与融合文化的沟通都市繁荣思想活跃儒生不幸的遭际１３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两洲。其后，窝阔台灭金，忽必烈灭宋，以大都（今北京）为*治中心，建立起以蒙族贵族为统治主体的大一统*权。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国土空前辽阔。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权。它对广大汉族地区的占据和统治，明显具有民族夺掠性质。例如元*南下攻宋，官兵嗜杀，大肆抢掠，“财货子女则入*官，壮士巨族则殄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据《元史·食货志》载：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这说明元代的统治者最大限度地依赖江南汉族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以维持其享受和统治。在*治上，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压迫*策，他们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贱。*府中**大权，由蒙古人独揽。元朝的法律还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刑法志四》）终元之世，民族对立的情绪未见缓和，加上吏治腐败，阶级压迫深重，因此，社会一直激烈动荡。元杂剧有不少作品写到贪官污吏、权豪势要对人民的压迫，不少作品透露出愤激昂扬的情绪，这正是在火与血交并的时代人民反抗精神的反映。民族压迫深重，彼此这间不可能没有隔阂。直至元代后期，诗人杨维桢写的《宫辞十二首》还有“老娥元是江南女，私喜南人擢状元”的句子，表现出民族压迫下南人特有的心理。不过，就我国历史总体而言，在元代，居住于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既有斗争，更有沟通、融合。元朝统治的一百三十多年，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蒙古铁骑是带着奴隶制时代的野蛮习性进入中原地区的。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早在金代，征服了汉人的女真人率先汉化；忽必烈灭宋，后也踏着女真人的足迹，接受了汉族文明。１２７１年，他以“元”为国号，取《易经》“乾元”之义，表明他对汉族文明的推崇。忽必烈懂得，要巩固元朝的统治，必须用汉法以治汉人。为此，他任用许衡、姚枢等儒生，以宽容和尊礼的态度对待佛教、道教。结果，统治得以稳定，而在汉族文化的熏陶下，征服者也逐渐改变了原来的习气，提高了文化素质。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懂得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元史·世祖本纪》）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制度，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他主持大都的兴建，宫阙建筑风格本于汉制，城门、坊名本于《易经》，而内庭摆设又带有蒙古斡耳朵（宫帐）的特色，这正好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汇。此外，人口的迁移，交通的发达，民族的杂居，也是导致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蒙*南下，*旅中多有“回纥、乃满、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他们随*屯驻，大多数成了当地居民。同时，元*兵锋西指，西域归附，驿路畅通，方便了商贾往来，回回纷来沓至。据至元初年统计，在中都路的回回人数，近三千户之多。民族杂处，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交流，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还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例如贯云石（回纥人）、萨都刺（蒙古人）、阿鲁威（蒙古人）、薛昂夫（西域人）所写的诗词或散曲，造诣颇高；杂剧作家则有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其中李直夫所著杂剧，有《虎头牌》等１１种。这一批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西北游牧民族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代的文坛更加多姿多彩。民族杂居，也给汉族文化在固有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成分。如元杂剧中常提到“烧埋”，这说明一向习惯土葬的汉族接受了蒙族火葬的风尚；《西厢记》提到“赤腾腾点着祅庙火”，《争报恩》和《倩女离*》也有“我今夜着他个火烧祅庙”，“则待教祅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的说法，可见从波斯传入的拜火教已深入到民间生活中，成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文艺创作方面，杂剧作家们更是大量吸取少数民族的乐曲，以丰富作品的表现力，像《唐歹合》、《拙音速》、《风流体》、《六国朝》、《阿忽合》等曲牌，已为汉族群众喜闻乐见。徐渭说：“北曲盖辽金北鄙杂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南词叙录》）北曲包括蒙族女真族的乐曲，它们流入中原，为民间接受，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胸襟。金元之际，战乱频仍；其后蒙古*队席卷江南，烧杀虏掠，经济遭受到极大的破坏。等到混一区宇，一些蒙古贵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然以其固有的落后方式统治中原，把大量耕地圈为不稼不耕的牧地、草场，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从另一方面看，元朝完成了南北的大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断续纷争、对峙的局面，也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忽必烈在中统和至元年间，屡颁禁令，严禁权豪势要扰民圈地，侵害桑稼；并且把荒地分给无田的农户，蠲免赋税，兴修水利。这一系列措施，对促进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农业逐渐恢复，社会逐步安定的基础上。宋末以来我国城乡的手工业、商业，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停滞以后，又走上繁荣的道路。由于国土统一，交通畅顺，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市场；也由于朝廷重视商业经营，采取不同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策，“以功利诱天下”，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元代的商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发展程度是超越于前代的。与此相关，许多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当时的大都，既是*治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居民多至四五十万。在杭州，商贾云集，市廛繁华。据马可·波罗说：“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剧作家关汉卿在散曲《南吕·一枝花》中，也描写了当时杭州的兴旺情景：“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匝地人烟凑集”，“百十里街衢齐整，万馀家楼阁参差”。此外，北方的真定、大同、汴梁、平阳；南方的扬州、镇江、上海、庆元、福州、温州、广州等地，均颇具规模。随着大中城市的涌现，市民阶层也不断壮大。他们的思想意识，影响到包括戏剧创作在内的各个方面，其作用不能低估。在元代，思想领域也呈现出活跃松动的态势。元朝立国，和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朝廷设立官学，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作为儒学宗师的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然而，儒学声势的显赫却掩盖不了影响力日益下降的趋向。因为，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事实上，元朝的最高统治者懂得不同的学说、教派，名有不同的效用。仁宗尝谓：“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因而都予以优容。至于儒学本身，也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分化为不同的流派，甚至分裂出像邓牧那样把儒家大同理念与道家无为主张结合起来，敢于抨击皇帝专制和官吏贪暴的思想家。总之，“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元史·孝友传》），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思想领域呈现出各种观点和流派争雄斗胜的特色。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以至王惲对宣扬礼教的做法，发出了“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的慨叹。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二《浙西风俗》中说：“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理学家们痛感道德沦丧，从反面说明了价值观念在变化，说明了元代文学作品出现众多违背封建礼教的人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儒生去仕进机会，地位下降，这和儒学影响力的淡化也有直接的关系。世传“九儒、十丐”的说法不准确，但儒生被忽视，则是事实。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再依附*权，或隐逸于泉林，或流连于市井，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意识随即异动。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更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余阙说：“夫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仕途失落的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抒愤，大量涌向勾栏瓦肆，文坛便掀起波澜。儒生不幸文坛幸，换言之，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激发了创作的创作情绪，这一点，也是促成杂剧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节叙事文学的兴盛叙事文学成为主流话本小说的兴盛戏剧的繁荣戏剧演出和体制北方戏剧圈南方戏剧圈在元代，叙事性文学万紫千红，呈现一派兴盛的局面，成为当时创作的主流。一些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加入叙事性文学的创作队伍中，使文坛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至于抒情性文学，虽然也有所发展，例如“散曲”的创作也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气象，但一向被视为文坛正宗的诗词，其成就远比不上唐宋两代。就抒情性文学创作的总体而言，其作用和意义已退到次要的位置。唐代以来，叙事性的文体诸如传奇小说、变文俗讲，本已呈活跃的趋势。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出现了专供市民娱乐的勾栏、瓦肆，给说书、杂耍等演员提供了演出场所。元代商业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城市人口集中，而一般侧重于表现作者个人意趣胸襟的诗词，不易符合市民的需要。为了满足市民群众在勾栏瓦肆中的文化消费，演述故事的话本、说唱便得到进一步的繁荣。特别是戏剧艺术，它以急管繁弦和曲折跌宕的情节再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更能吸引市民观赏。因此，叙事性文学汇成了一股洪流，激荡奔腾，使文坛呈现出新的态势。在宋代，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其中“说经”讲演佛禅道理；“合生”可能属即兴性的滑稽伎艺；小说讲述脂粉灵怪、传奇公案故事；讲史讲述前代历史、兴废战争；后两者均属有情节人有人物的叙事文学。《都城纪胜》说：“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可见话本的作者和艺人，已能运用虚构、提拣等技巧，把复杂的历史画龙点睛地加以叙述。到元代，“说话”继续盛行，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话本，以讲史居多。像《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当然，和明清两代的小说相比，宋元话本还显粗糙，但作者已注意到情节安排以及人物的心理描写。至于元代一些文言小说，像《娇红记》，描写娇娘和申纯的爱情悲剧，反映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热切追求，深刻细腻，其成就也不可忽视。元代，我国戏剧艺术走向成熟。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其剧本创作的成就，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我国的戏剧，其起源、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隋唐戏弄，发展到宋代院本，表演要素日臻完善。金末元初，文坛在唐代变文、说唱诸宫调等叙事性体裁的浸润和启示下，找到了适合于表演故事的载体，并与舞蹈、说唱、伎艺、科诨等表演要素结为一体，发展成戏剧，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脱颖而出。由于宋金对峙，南北阻隔，便出现了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它与剧本的创作，使这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成为文坛的主干。元代创作的剧本，数量颇多。据统计，现存剧本名目，杂剧有五百三十多种，南戏有二百一十多种，可惜大部分均已散失。至于当时投身于剧本创作的作家，现在已无法准确统计。仅据《录*簿》和《续录*簿》所载，有名有姓者二百二十多人，而“无闻者不及录”，估计还有许多遗漏。剧作家们有很高的创作热情，有人专门为伶工写作演出的底本，有人“躬践排场”参加演出；一些名公才人还在大都组成“玉京书会”，相互切磋。许多剧作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擅长诗词写作。当他们掌握了戏剧特性，驾奴了世俗喜闻乐见的叙事体裁，便腕挟风雷，笔底生花，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文坛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剧作家们适应观众的需要，或擅文采，或擅本色，争妍斗艳，使剧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从现存的剧本看，元代戏剧的题材，包括爱情婚姻、历史、公案、豪侠、神仙道化等许多方面。涉及的层面异常广阔，“上则朝廷君臣*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巫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许多剧本，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封建制度的弊陋丑恶，歌颂了被迫害者的反抗精神。可以说，剧作家们以各具个性的艺术格调和蘸满激情的笔墨，展示出元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在元代，戏剧演出频繁，拥有大量观众。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说：当时“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勾栏就是城市中的游乐场所，能供戏剧演出。杜仁杰在散出《庄家不识勾栏》中，写到一个乡下人进城看到勾栏的情景：“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圆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的都是人漩窝。见几个妇女向台上儿坐，又不是还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可知勾栏里有木搭舞台，台的上方有钟楼模样的“神楼”，围着舞台有观众席。要注意的是，观众进入勾栏需要交付“二百钱”，这说明戏剧演出已成为商业活动。在勾栏中，还有所谓“对棚”，即类似后来的唱对台戏，显然，市场竞争也进入了文化领域。在农村，戏剧则在戏台、戏楼演出。现在山西农村仍有不少元代戏台遗址，可以推知当时戏剧演出的盛况。戏台往往建于祠庙前，说明演戏和祭神酬神活动相结合，既是娱神，也是娱人。山西赵城明王庙正殿有元代演剧画壁，上有“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字样，说明专业戏班已在农村演出。《重修明应王殿碑》写到城镇村落扶老携幼前来看戏的情景，还提到“资助乐艺牲币献礼，相与娱乐数日，极其厌饫”。足见艺人的演戏酬神，实际上也是收取费用的商业活动。城乡演出活跃，自然涌现众多的从业人员。夏庭芝说：“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教舞之妓，何啻亿万。”（《青楼集》）好些演员各有所长，伎艺高超，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像珠帘秀、赛帘秀、燕山秀、天然秀、梁园秀等演员名噪一时，他们和剧作家紧密合作，为戏剧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元代的戏剧，有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这两个剧种的剧本虽然也都包括曲词、宾白、科（介）三个部分，但体制又有不同。杂剧风行于大江南北，它一般由四折组成一个剧本，每折相当于今天的一幕；演剧脚色可分末、旦、净三类。末分正末、小来；旦分帖旦、搽旦、小旦。在音乐上，一折只采用一个宫调，不相重复。而全剧只能由正末或正旦一人主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南戏流行于东南沿海。剧本由若干“出”组成，“出”数不作规定。曲词的宫调也没有规定。南戏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各类，均可歌唱。歌唱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独唱，又可对唱、合唱、轮唱，不似杂剧只能由一人独唱到底。杂剧和南戏的剧本，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戏剧冲突中刻划人物形象。剧本的唱词，则更多用以表现人物在特定场景中的思想情绪，甚至直接透露作者的心声，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可以说，唱词往往就是诗，这一点，构成了我国戏剧文学的特色，也说明我国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之间互补共生的关系。至于杂剧和南戏的演员，既要善于说白、歌唱，也要掌握科（介）亦即舞蹈、武打乃至杂耍的技巧。因此，元代的戏剧是综合性的艺术。杂剧和南戏在唱腔上有明显的区别。杂剧的曲调是由北方民间歌曲、少数民族的乐曲和中原传统的曲调（包括宫廷、寺庙、民间音乐）结合而成；南戏的曲调则由东南沿海的民间音乐与中原传统的音乐结合而成。由于杂剧、南戏在音乐文化系统方面均由中原传统衍繁，彼此同源，易于沟通互补，它们的一些曲牌，名称相同，或者品味相同。至于杂剧和南戏在音乐上的差别，实际上是南北方言差异的表现。我国地域广袤，语言系统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许多方言区。例如在宋代甚至更早，北方语音中入声消失，而南方语音入声依然保留。戏曲音乐与语言密不可分，杂剧与南戏产生、流行于不同的方言区，加上区域生活习俗等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形成两大音乐系统。王骥德说：“南北二曲，譬如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王世贞则谓：“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曲藻》）他们的判断，是符合元代戏曲发展的实际的。元代的戏剧活动，实际上形成为两个戏剧圈。北方戏剧圈以大都为中心，包括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流行杂剧。在大都，“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刘祁《析津志》），涌现了大批杂剧艺人。许多杰出的剧作家像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张国宾、杨显之等，或是大都人，或在这里活动。这里“歌棚舞榭，星罗棋布”，杂剧演出频繁，为剧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园地。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邑，如东平、汴梁、真定、平阳等地，也是作家云集。而生活于同一地域的作家，或接受地区风气的熏陶，或是旨趣相投，或是背景相近，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不同的群体。观众的喜好，也作为一种市场需要，对作家产生一定影响，使不同地区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例如，传说宋江、李逵等好汉在山东梁山泊啸聚，于是许多有关水浒的杂剧，便以东平为背景；曾经在东平生活的作家，也写了众多的水浒剧目，东平便成了杂剧水浒戏的发祥地。一般说来，北方戏剧圈的剧作，较多以水浒故事、公案故事、历史传说为题材，有较多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黑暗，渴望有清官廉吏或英雄豪杰为被压迫者撑腰。至于各个作家的艺术风格，则绚丽多采。他们以不同的风情，不同的韵味，缔造出灿烂辉煌的剧坛。就总体来看，北方戏剧圈的作品，更多给人以激昂、明快的感受。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徐渭评述北方戏曲音乐的这一番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整体把握北方戏剧圈的特点。南方戏剧圈以杭州为中心，包括温州、扬州、建康、平江，松江乃至江西、福建等东南地区。和北方情况不同，这里城乡舞台，既流行南戏，也演出北方传来的杂剧，呈现出两个剧种相互辉映的局面。南戏产生于浙江永嘉（温州）一带，所以又被称为“永嘉杂剧”。它形成于南宋初年，在东南地区广泛流传，并渐渐进入杭州。据刘一清说，“戊辰（１２６８）、己巳（１２６９）间，《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钱塘遗事》）卷六《戏文诲淫》）。许多艺人在这里创作、演出、出版南戏，使这座繁华的城市成了南戏的中心。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元*占领杭州，结束了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国家完成了统一。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杂剧的影响也扩大到南方。徐渭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成风。”南方的风土名物，吸引了大批北方人士，许多剧作家包括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都先后到过杭州。居住在杭州一带的作家像曾瑞、施惠、乔吉、秦简夫、萧德祥等，也加入到杂剧的创作队伍中。虞集在《中原音韵序》中说：“我朝混一以来，朔南暨声教，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可见，在*治气候的推动下，在杂剧已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影响下，南方也为“正声”所吸引，“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这样，杂剧经扬州传入南方后，也以杭州为中心，逐渐扩展到江南广大地区。在南方戏剧圈中除了演出从北方传入的杂剧剧目外，较多剧作注重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伦理等社会问题。像郑光祖的杂剧《倩女离*》，乔吉的《两世姻缘》、《金钱记》，南戏《琵琶记》和《荆钗记》、《拜月记》等堪称代表。另外，南下的剧作家，往往经历过种种坎坷，看透人情世态；而长期居住在南方的作家，也对富贵功名的黯淡前景有清醒的认识。南方繁华的生活和秀丽的景色，触发他们热衷泉林诗酒的兴致。于是许多人带着充沛的感情，描写书生怀才不遇倨傲疏狂的景况，实际上是藉剧本的人物遭遇抒发自己的胸中块垒。像《王粲登楼》、《扬州梦》等剧作，便明显地表现了这一创作倾向。显然，南方戏剧圈的剧作更重视爱情的描写和个人情怀的宣泄，这和南方经济发展和价值观念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关系。杂剧和南戏两个剧种的争妍斗丽，也促进了彼此的交流。徐渭《南词叙录》收录了“宋元旧篇”剧目６５种，其中有一半的南戏剧目见于杂剧演出，这表明两个剧种的作家，经常相互吸取、改编彼此的作品。在音乐上，“南北合套”的出现，是两大剧种互撷精华的明证。又据杭州书会才人编的《拜月亭》“尾声”所写：“书府翻腾，燕都旧本”，可见这部南戏的编写，是以关汉卿的杂剧《拜月亭》为蓝本。而关汉卿的杂剧《望江亭》第三折末尾，由李稍、衙内、张千三个角色分唱、合唱南曲《马鞍儿》，在唱法上分明吸收了南戏灵活合理的体制，并且由衙内打诨：“这厮每扮南戏那！”关汉卿剧作的情况，正是南北两大剧种交汇互补、促进戏剧发展的生动例子。第三节元代的抒情文学散曲之为“散”活泼明朗与穷形尽相元诗的风貌在元代，抒情性的文体创作，另有一番景象。元代除了诗词依然处于“正宗”位置外，诗坛上又涌现出一种新样式，这就是散曲。散曲之所以称“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剧本中使用的曲，粘连着科白、情节。如果作家纯以曲体抒情，则与科白情节毫无联系，这就是“散”，它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文体。除此之外，散曲的特性，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在语言方面，既需要注意一定的格律，又吸收了口语体自由灵活的特点，因此往往呈现口语化以及曲体某一部分章节散漫化的状态。二是在艺术表现方面，它比近体诗更多地采用“赋”的方式，加以铺陈、叙述。散曲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押；句中还可以增加衬字。在北曲中，衬字可多可少，但只能用在句头或句中；南曲则有“衬不过三”的说法。不管怎样，增加衬字，明显地具有口语化、俚俗化，并使曲意明朗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散曲大盛于元，这和语言以及音乐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元代民族交融，人口流动频繁，语音、词汇与唐宋时代相比，已有许多变化；北方少数民族音乐传入中原，也使与音乐结合的诗歌创作在格律上有所改变。正如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的：“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人、小贩、手工业者的生活喜好，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也需要产生更能表达时代情趣的诗歌体裁。这一切，是使诗坛萌发一种新花的土壤。自从散曲兴起以后，作者如林，作品繁多，内容涉及歌咏男女爱情，描绘江山景物，感慨人情世态，揭露社会黑暗，抒发隐逸之思，乃至怀古咏史，刻划市井风情等等方面。由于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作者具有不同的创作个性，曲坛也出现珠玉纷呈的局面。清代刘熙载在《艺概·曲概》中，把散曲分为三品，一曰清深，二曰豪旷，三曰婉丽。可以说，这三品就像三种原色，它们互相渗透，调制出缤纷斑斓的色彩。一般说来，延祐之前，散曲作家兼写诗文，像杨果、卢挚等；或兼擅杂剧，像关汉卿、马致远等，其风格以豪旷居多，更能显出真率自然的曲味。延祐之后，则出现一批专写散曲的作家，如张可久、贯云石、徐再思等，风格以婉丽居多，有时则伤于雕琢。当他们竭力锤炼字句，追求典雅工整，向诗词写法靠拢，甚至使之“词化”的时候，散曲便失去了鲜活灵动的特色，走向衰微。作为诗坛“正宗”的传统诗词，在元代尽管有所创新，有些诗人像萨都剌、杨维桢也写出令人目瞩目的作品，但就诗词的总体创作而言，成就逊于唐、宋和清代，也逊于同时代的散曲。若以诗和词两种体裁比较，元诗的成就，则又大于词。元诗继承金代大诗人元好问的馀绪，在辽金诗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在元初，许多诗人或看到金室的倾颓，或看到南宋的覆灭。他们的身世遭际虽各个不同，但都不能忘怀旧朝。华夷畛域之见和南北界限没法一下子消除，有人悲愤满腔，有人忐忑难安，有人长歌当哭，有人凄切低吟。所以，故国之思，沧桑之感，曾是元初众多诗作的主题。延祐以后，正式恢复科举制度，经济恢复了繁荣的势头，社会也比较安定。不少诗人身居高位，生活优裕。忧愤之思没有了，便追求技巧，或者追求以“盛唐”为风范的“盛世之音”。另一方面，通俗文学追求新奇热闹的审美情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这种种因素的合力，导致诗风的变化。元代许多诗人，在创作上提倡“宗唐得古”，以唐诗和魏晋古诗为皈依，这是由于他们不满意宋代以文为诗、以理入诗的倾向，要求注重诗歌的形象性。例如描绘自然景物，许多作者把兴趣集中在审美客体的局部或细部，他们善于捕捉自然界中声色的细微变化，捕捉审美主体内心世界的细微律动，并用流畅的语言和韵律表达出来。他们在诗歌审美创造方面的独特成就，不应受到忽视。过去有些学者，囿于传统观念，认为元诗伤于“局促”、“绮缛”，其实是不够全面的。第四节元代文学的审美情趣“自然”与显畅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情趣的吻合大异于温柔敦厚元代社会的激烈变化，使整个文坛的审美情趣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王国维曾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他认为，元剧作为叙事的文学，其审美特征就是“自然”。所谓自然，是真实地摹写作者的所见、所想，让观众真切地看到“时代之情状”，从而体悟到流注在故事中的旨趣。与此相联系，他指出元杂剧的文字，也必然不事藻绘，是鲜活的生动活泼的语言。至于元剧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审美特征，王国维认为是出自“自娱”与“娱人”的需要。剧作家创作剧本，不是要藏之名山，而是要公之于众，这必然要让观众看得明白、真切，才能进一步理解和认同。在这里，王国维把戏剧这一体裁的特性与观众心理联系起来，相当准确地揭示出形成元代文坛审美情趣的重要因素。不过，王国维所说的“自然”，只是元代文坛审美情趣的一个方面。从当时属于文坛主体的戏曲、散曲创作倾向看，许多作家不仅自然地抒写人情世态，而且表现出淋漓尽致、饱满酣畅的风格。以剧本的情节安排而论，元剧作家总是把简单的故事写得波澜迭宕，透彻地表现悲欢离合的情态；以刻划人物而论，则力图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奥秘，曲尽形容，鲜明地显示其个性特征；以语言风格而论，则崇尚“本色”，大量运用俗语、俚悟，以及衬字、双声、叠韵，生动跳挞地绘形绘色。剧作者往往毫无遮拦地让人物尽情宣泄爱与恨。关汉卿写窦娥呼天抢地，骂官骂吏，把悲愤怨恨的氛围推到极限；郑光祖写倩女追求恋人，乃至*魄飞越千山万水，一路上吐露对爱情的渴望。有些剧作者甚至还借剧中人歌哭笑啼，释放胸中积悃，马致远《汉宫秋》、《荐福碑》，白朴《梧桐雨》中的多段唱词，实际上是作者在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感情。对于元杂剧所表现的审美情趣，明代学者早有深切的理解。陈与郊《古杂剧序》中说：“夫元之曲以摹绘神理，殚极才情，足抉宇壤之秘。”孟称舜在《古今名剧合选序》中也说：“迨夫曲之为妙，极古今好丑、贵贱、离合、死生，因事以选形，随物而赋象。”他们都看到了元杂剧具有曲尽人情、透彻无遗地表现事物的特点，而且都用“极”这一强烈字眼给予形容。吴伟业在《北词广正谱序》中更指出：“今之传奇，即古者歌舞之变也，然其感动人心，较昔之歌舞，更显而畅矣。而元人传奇，又其最善者也。”所谓显而畅，是指元剧题旨显露的，能让观众看得真切明白；而总体的风格则呈现出酣畅之美，让观众有痛快淋漓的感受。在元代抒情性文学的创作中，自然酣畅之美，同样是最为鲜明而且备受推崇的。以散曲而言，其审美要求明显与诗词不同。诗词讲究含蓄蕴藉，曲则为“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散曲作者多以赋的手法，白描直陈，把所写的情与物展露无馀，淋漓尽致。而曲的特殊体制，例如可以增加衬字，可以有顶针、叠字、短柱对、鼎足对等多种手法，也对诗人奔放地抒发情感，形成自然酣畅的风格，起了推毂的作用。正因为社会的风尚和散曲形式的特殊韵味，影响了作者的审美情趣，所以，卓有成就的作者所写的作品，或清丽，或质朴，或豪放，或泼辣，或谐谑，却总离不开自然酣畅这一总的趋向。贯酸斋序《阳春白雪》，曾举出散曲有“滑雅”、“平熟”、“媚妩”、“豪辣浩烂”诸种风格；邓子晋序《太平乐府》，说他“以冯海粟为豪辣浩烂，乃其所畏也”。或见，豪辣浩烂、酣畅尖新在当时被视为曲作的最高境界。至于诗词制作，审美情趣也有所变化。刘敏中说“诗不求奇”，“率意讴吟信手书”，主张自然随意地抒发感情。元代一些最有成就的诗人，像萨都剌、杨维桢、耶建楚材，其诗词创作均近奔放酣畅一路，前人评论耶律楚材，谓其诗“语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炼为工”。这些重要诗人的审美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诗坛风尚。清人宋荦在《元诗选》序中也说“元诗多清丽，近太白”。李白的诗作感情奔放，“天然去雕饰”。宋荦以李白的风格来概括元代诗风，显然注意到诗坛流注着自然酣畅的审美情趣。如上所述，元代文坛，无论是叙事性还是抒情性的文学创作，均体现出自然酣畅之美。在元以前，传统的文学观念注重“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每以简古含蓄为美。在宋代，梅尧臣说诗要“含不尽之意，见在言外”（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张戒反对“诗意浅露，略无馀蕴”（《岁寒堂诗话》卷上）；姜夔说“语贵含蓄”（《白石诗说》），即使被目为豪放的辛派词人，也多有芳草美人寄旨遥深之作。元代文坛的审美观，与这一传统大异其趣。许多作家“显而畅”的做法，恰恰为传统所忌。传统观念认为作品要使人能像嚼橄榄那样回甘；元代许多作品则让人痛快酣畅，*荡神摇。有些曲作甚至使人如饮烈酒，或者如闻蒜酪味，表现出特殊的艺术魅力。元代文坛出现的新的审美情趣，与社会风尚的变化，理论家推动“情”的主张，通俗文学蓬勃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狂歌闹舞嗜好的浸润，写意画的成熟，乃至个人意识的抬头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第一章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以听众为对象的说话、说唱艺术，至迟在唐代就已出现。宋、金、元时期，说话和说唱艺术日益繁盛，它们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演述古今故事、市井生活。内容的世俗化、语言的口语化，是其一大特点。它们的成熟与发展，推动着古代叙事文学逐步走向*金时期。第一节说话艺术说话说话“四家”话本“说话”的本义是口传故事。口传故事的传统，可远溯至上古神话传说，那时尚未产生文字，神话及传说只靠口耳相传。后来，人们以“话”代指口传的“故事”。隋代笑话集《启颜录》载，杨素手下散官侯白，以“能剧谈”而得到杨的器重，杨的儿子玄感曾对侯说：“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这是目前所知关于“说话”的最早记录。唐郭湜《高力士外传》也提及“说话”：“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可见唐代宫中已有“说话”活动，它是取悦皇帝的一种方式。至于宫中“说话”的内容，尚不得而知；不过，唐代民间“说话”，有讲三国故事的，有讲士子与妓女爱情故事的，其名目仍可见文献之中。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听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特点。当时的“说话”，有“四家”之说，名有门庭，自成路数。“四家”的名目，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是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后一种以演出者的敏捷见长，如“指物题咏，应命辄成”之类，与以叙事取胜的前三类显然有别。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可见，所谓说话的家数，是以故事题材作划分标准的。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话本”的称谓，可能在唐代已经出现。今存宋元话本常出现“话本说彻，且作散场”之类套语，可见“话本”含有故事文本之义。而套语的出现，也说明“话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格式化”。大体而言，传世宋元话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叙事粗略文字粗糙的说话艺人的底本，如《三国志平话》等；一是以说话艺人口述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祥，可能出自当时的读书人或书会先生之手，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一是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宣和遗事》等。第二节小说话本
现存的小说话本小说话本的体制爱情故事公案故事叙事的口语化、声口的个性化、谈吐的市井化现存宋元小说话本的数量难以确定；又因其文本几乎仅见于明人刻印的集子，连元刻本也极为罕见，所以对其时代归属，也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依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等文献对宋元小说话本的记载，再与明人刻印的有关作品相互参证，下列作品是比较可靠的宋元小话话本：《张生彩鸾灯传》（见《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风月瑞仙亭》、《杨温拦路虎传》、《西湖三塔记》、《简贴和尚》、《合同文字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以上见《清平山堂话本》）；《宋四公大闹禁*张》、《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以上见《古今小说》）；《错斩崔宁》（又题《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以上见《醒世恒言》）；《碾玉观音》（又题《崔待诏生死冤家》）、《西山一窟*》（又题《一窟*癞道人除怪》）、《定山三怪》（又题《崔衙内白鹞招妖》）、《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以上见《警世通言》）等。此外，近年发现元代“福建建阳书坊所刊刻”的《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是如今仅见的元刻小说话本，《醒世恒言》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是其增订本。至于故事题材流行于宋元后经明人搜集整理、增删加工的作品，在明冯梦龙的“三言”等集子中应当还有一批。宋元小说话本有一定的体制。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入话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些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关系。显然，入话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正话，则是话本的主体，情节曲折，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正话之后，往往以一首诗总结故事主题，或以“话本说彻，权做散场”之类套话作结。小说话本的题材内容，如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言：“有灵怪、烟粉，奇传、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但若就旨趣而论，不管是何种题材，都往往以爱情或公案作为叙事的“兴奋点”。爱情故事，在当时很受欢迎，所以，艺人的素质，着重表现在“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所谓烟粉、风月，是男女交往故事的代称。在礼法森严的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窃玉偷香”，是一种挑战礼法、追求自由的大胆行动，艺人们以此作为表演内容和体现水平的标志，恰好说明这个时代创作的趋向。宋元小说话本中的爱情故事，又往往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像《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出身于贫寒的装裱匠家庭，生得美貌出众，聪明伶俐，更练就了一手好刺绣。无奈家境窘迫，其父以一纸“献状”，将她卖与咸安郡王，从此，正值豆蔻年华的秀秀，身入侯门，失去自由。其后郡王府失火，逃命之际，她遇见了年轻能干的碾玉匠崔宁；秀秀见他诚实可靠，便主动提出：“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而胆小怕事的崔宁却不敢应允。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秀秀素知崔宁的为人，这番话明显是要激发他的勇气，让他与自己一道挣脱束缚，寻求美好的生活。又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胜仙初见范二郎，便暗中喜欢，独自思量：“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错）过，再来那里去讨？”为了捕捉这难得的机缘，她敢想敢做，主动接近范二郎。显然，璩秀秀和周胜仙的行动，与“诗礼传家”的闺秀们大相径。作者对她们的肯定，实际上表现出平民百姓对封建传统的轻蔑。小说话本的另一突出内容是公案故事。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是导致大量公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它反映出民众对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的
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对《会真记》、《商调蝶恋花词》的超越歌颂爱情与抗争男女主人公形象的重新塑造叙事与抒情的结合质朴奇俊的语言风格《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作者董解元，名字已佚，“解元”是金、元时期对读书人的敬称。他的生卒年不详，大概成名于金章宗完颜璟在位期间（１１９０～１２０８）；元代戏曲、曲艺界尊崇其作品的“创始”之功，对他极为推重。《董西厢》的本事源于唐元稹的《会真记》。原作一方面以婉曲深挚的笔触描述张生与莺莺的相爱；另一方面又肯定张生“非礼不可入”的行径。曾经热恋莺莺的张生终因追求功名抛弃了恋人，甚至称之为“尤物”，而赢得“善补过”的赞誉。在文坛上，尽管《会真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人们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多有不同于元稹的看法，如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词》卷首即称：“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明确谴责张生的薄情。然而，赵作只是《会真记》的一个说唱改本，它将《会真记》分为１０段，“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除了在每一段后加一支《蝶恋花词》外，创意不多。董解元的《西厢记》既不像《会真记》那样夹杂陈腐的观念，也不像《商调蝶恋花词》那样对莺莺被抛弃的遭遇显得无可奈何，而是热情地歌颂爱情，颂扬青年男女对礼教的反抗。由于董解元对原作中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和创造，因此，《董西厢》成了一个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为基调，充满乐观进取精神的爱情故事。董解元开宗明度，自称“曲儿甜，腔儿雅，裁剪就雪月风花，唱一本倚翠偷期话”（卷一）。所谓“倚翠偷期”，是指张生与莺莺邂逅相遇、心生爱幕、私结终生、矢志不渝的违抗礼教的行动；作者对此特意拈出，并不避有伤“风化”之嫌，以“曲甜腔雅”自许，显示出非凡的创作胆识和蔑视礼教的豪迈气概。《董西厢》中的张生，虽然从小习儒读经，但并不是“书虫”。他是一个珍惜青春、充满生命活力的年青人。在庄严的普救寺，他偶然见到眼含秋水、容貌清雅的莺莺，不禁“胆狂心醉”，竟然忘形失态，不顾寺僧法聪的劝阻，意欲造访莺莺居所，还说：“便死也须索看。”更为突出的是，当他爱上莺莺以后，“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干禄为用，不以廉耻为心，不以是非为戒”（卷一）。作者正是以这“四不”，改造了《会真记》中“非礼不可入”的张生形象。在以后的情节中，张生敢爱敢恨，敢于承当对恋人的责任和义务。他修书请兵，退贼解围，保住了莺莺一家的安全。为了莺莺，他不假思索，义无反顾。所谓“不以功名为念，五经三史何曾想”（卷三〔中吕调·棹孤舟缠令〕），是他执著追求爱情的写照。当然，他对“功名”尚未放弃，当情事显露、老夫人令他“上京取应”，他也觉得“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于是“发策决科”去了。幸而他一直思念莺莺，中举后回到了她的身边。这与《会真记》中的张生形象大不相同。崔莺莺的形象，较之《会真记》，显得更为鲜明丰满。一方面，她长于深闺，却向往外面的世界；少女怀春，萌发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母亲“治家严肃”，从小就被禁锢的莺莺，也知书识礼，深深懂得应遵守礼教的规范。张生的出现，及其月下吟诗、请兵退贼等举动，激发了莺莺对眼前的年青书生的情思；然而，她虽渐渐爱上张生，但内心却翻起了巨澜，产生强烈的冲突。因为，这既要冲破老夫人的管束，更要冲破礼教对她的束缚。在《董西厢》里，莺莺的性格，有一个心理发展过程，她先是唯恐“辱累先考”（卷四〔中吕·鹃打兔〕），因而压抑着对张生的情感，后来经过内心的激烈冲突，终于觉得“报德难从礼”（卷五），作出了大胆的越轨行动。作者以细腻的笔法，在描绘她的内心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完成了对莺莺形象的塑造。除张生、莺莺外，《董西厢》还塑造了红娘、法聪、老夫人三个人物形象，既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也强调了男女主人公反礼教斗争的艰巨性。其中，老夫人对崔、张恋爱的从中作梗，是作品的一个大关节，正如红娘所言，冷峻的老夫人“教两下里受这般不快活”（卷四）。董解元注意表现两代人的思想冲突，也深化了原有题材的社会意义。在艺术方面，《董西厢》充分发挥了诸宫调说与唱相辅相成的特点，将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既曲尽其妙地叙述了男女主人公波澜起伏、好事多磨的恋爱故事，又深入细致地刻划出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活动。作者借助说白与唱词，把张生的痴迷、莺莺的娇羞，还有婢女红娘的爽朗机灵，写得维妙维肖、生动传神。像写张生接到莺莺书柬后的情状：“清河君瑞，读了嘻嘻地笑不止。也不是丸儿，也不是散子，写遍幽期书体字。叠了舒开千百次，念得熟如本传，弄得软如故纸。也不是闲言语，是五言四韵、八句新诗。若使颗朱砂印，便是偷情贴儿，私期会子。”（卷五〔仙吕调·满江红〕）活画出一个情痴的傻气与憨态。《董西厢》的语言，既不太文，也不太俗，呈现出质朴奇俊的独特风格。像“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卷六〔大石调·尾〕“马儿登程，坐车儿归会；马儿西行，坐车儿往东曳：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卷六〔*钟官·尾〕这样的句子，写得酣畅淋漓，令人读来满口生香。后来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语言创造方面也受到它的影响。第二章关汉卿
关汉卿是元代剧坛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如椽大笔，是推动元杂剧脱离宋金杂剧的“母体”走向成熟的杠杆，是标志戏剧创作走上艺术高峰的旗帜。对元代社会的腐败与黑暗，他广泛反映，深刻揭露；对受迫害者的痛苦经历，他寄予莫大的同情，酣畅抒写；对弱小者抗击罪恶、见义勇为的意识和行动，他给予热情的颂扬。他的创作“一空依傍，自铸伟词”，“曲尽人情，字字本色”。其剧作如“琼筵醉客”，汪洋恣肆，慷慨淋漓，具有震撼人心的力度。第一节关汉卿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旨趣关汉卿的生平认同儒家仁*学说俗不脱雅、雅不离俗的创作风貌关汉卿（１２２５？～１３００？），字汉卿，与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医院户，但尚未发现他本人业医的记载。金亡时，尚为少年；入元之际（１２７１）大概已年近半百。至元、大德年间，他活跃于杂剧创作圈中，和许多作者演员交往，有时还“面傅粉墨”，参加演出，成为名震大都的梨园领袖。他曾南游杭州，撰有《杭州景》套曲，其中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句，可见在元灭南宋、南北统一之后，他还健在。他还创作了〔大德歌〕十首，其中有“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德歌〕”等语，〔大德歌〕是当时刚流行的小令，可知他的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大德初年。关汉卿的前半生，是在血与火交织的动荡不宁的年代中度过的。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关汉卿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在他的剧作中，常把《周易》、《尚书》等典籍的句子顺手拈来，运用自如。不过，他又生活在仕进之路长期堵塞的元代，科举废止、士子地位的下降，使他和这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一种进则无门、退则不甘的难堪境地。和一些消沉颓唐的儒生相比，关汉卿在困境中较能够调适自己的心态。他生性开朗通达，放下士子的清高，转而以开阔的胸襟，“偶娼优而不辞”。他的散曲〔南吕·一枝花〕套数，自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宣称“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自来勾，三*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这既是对封建价值观念的挑战，也是狂傲倔强、幽默多智性格的自白。由于关汉卿面向下层，流连市井，受到了生生不息、杂然并陈的民间文化的滋养，因而写杂剧，撰散曲，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地运用民间俗众的白话、三教九流的行话，而作品中那些弱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在在流露着下层社会的生活气息与思想情态。元朝，是儒家思想依然笼罩朝野而下层民众日益觉醒、反抗意识日益昂扬的年代；在文坛，雅文学虽然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但它毕竟浃入肌肤，馀风尚炽，而俗文学则风起云涌，走向繁盛。这两股浪潮碰撞交融，缔造出奇妙的文化景观。关汉卿生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他的戏剧创作及其艺术风貌，便呈现出鲜明而驳杂的特色。一方面，他对民生疾苦十分关切、对大众文化十分热爱；另一方面，在建立社会秩序的问题上他认同儒家仁*学说，甚至还流露出对仕进生活的向往。他一方面血泪交迸地写出感天动地的《窦娥冤》，另一方面又以憧憬的心态编写了充满富贵气息的《陈母教子》。就其全部文学创作的总体风格而言，既不全俗，又不全雅，而是俗不脱雅、雅不离俗。就创作的态度而言，他既贴近下层社会，敢于为人民大声疾呼，却以不失厚人伦、正风俗的儒学旨趣。他是一位勇于以杂剧创作来干预生活积极入世的作家，又是一位倜傥不羁的浪子，还往往流露出在现实中碰壁之后解脱自嘲、狂逸自雄的心态。总之，这多层面的矛盾，是社会文化思潮来回激荡的产物。惟其如此，关汉卿才成为文学史上一位说不尽的人物。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多达６７种，今存１８种，即：《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望江亭》、《蝴蝶梦》、《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单鞭夺槊》、《单刀会》、《绯衣梦》、《五侯宴》、《哭存孝》、《裴度还带》、《陈母教子》、《西蜀梦》、《拜月亭》、《诈妮子》。其中若干种，是否为关汉卿原作，学术界尚有争议。第二节《单刀会》与《西蜀梦》呼唤英豪英豪被害谁救天下苍生《单刀会》敷演三国时关羽应鲁肃邀请到江东赴宴的故事。在元代剧坛，写关羽的戏，除《单刀会》外，还有关汉卿所写的《西蜀梦》、郑光祖的《三战吕布》、无名氏的《千里独行》、《单刀劈四寇》、《桃园结义》、《怒斩关平》等等。在多种“关羽戏”中，《单刀会》最有特色，是成就是高的一个。关汉卿剧作的风格泼辣沉雄，这在历史剧《单刀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戏里，我们看到生当乱世的关汉卿通过歌颂关羽的英雄气概，期盼世局平定，呼唤扭转乾坤、拯救百姓的英豪的出现；也看到了这位“琼筵醉客”充满战斗精神的内心世界。《单刀会》的剧情并不复杂，剧本以“曹操占了中原，孙仲谋占了江东，刘玄德占了西蜀”的局势为背景，以鲁肃向关羽讨还荆州的举动为契机，环绕关、鲁的戏剧冲突，刻划出叱咤风云的英豪形象。关汉卿笔下的鲁肃，用心险诈，为讨还荆州，设下圈套，名义上邀请关羽赴宴，实际上伺机胁迫对方就范，不惜挑起祸端引发战争。关羽则明知鲁肃有诈，却光明磊落，胸有成竹，毅然赴会。他力斥鲁肃的阴谋，捍卫“汉家”的基业，及时平息了一起惊心动魄的纷争，维持住平稳的局面。《单刀会》在构思上很有特色。剧本第一折，先由东吴的亲贵乔公主唱，第一二支曲即点出“俺本是旧臣僚”，特别提出“兵器改为农器用，征旗不动酒旗摇；*罢战，马添膘；杀气散，阵云消”。这实际是表达了作者以及人民大众在乱世中对和平生活的渴望。接着，乔公表示反对鲁肃裹胁关羽的计策，并追述了关羽的英勇业绩。第二折，则由隐士司马徽再一次介绍关的勇武威猛。这两折戏，主人公关羽尚未出场，但反复渲染、铺垫，产生了让关羽形象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关羽是在第三折才出场的。他一亮相，便从刘邦开国谈到天下三分的过程，坐实荆州是汉家基业。他指点江山，纵论古今，在叙说中更是气度不凡地兼论刘、项的兴亡得失：“我汉皇仁义用三杰，霸主英雄凭一勇”；“一个力拔山，一个量容海”；“一个短剑下一身亡，一个静鞭三下响；祖宗传授与儿孙，至今日享、享。”（〔粉蝶儿〕、〔醉春风〕）他深知，凭着匹夫之勇，不以天下苍生为念，是项羽失败的根由；而刘邦行仁义、用贤能，有海涵之量，终于赢得百姓拥戴，则是其得天下的原因。可见，剧中的关羽，固然勇武过人，更具备卓越的*治见识。他冒险过江东，并非逞一己之勇，而是要以最小的代价稳定动荡的*事局面，免使人民再遭涂炭。在江东，他义正词严，警告鲁肃不要玩火：“有意说孙、刘，你休目下翻成吴、越！”（〔庆东原〕历史上的吴、越纷争，弄得两国百姓饱尝战乱之若，这惨痛的教训令关羽铭记在心，这也是他之所以不顾安危深入虎穴的原因。在第四折，关羽单刀赴会，面对首滔滔江水，他唱出了脍炙人口的〔新水令〕和〔驻马听〕：〔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带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这两支曲子，豪雄盖世。关羽既视强敌如草芥，又回顾历史征程的惨烈悲凉。这里有嗟叹，有悲悯；有实叙，有幻觉；有历史沧桑之感，有澄清宇内之情。全曲既慷慨，又低回，真是思绪万千而又大气包举，宛如一首沉雄壮丽的史诗。而关汉卿在写关羽和鲁肃面对面交锋之前，先酣畅地让他敞露心曲，让“千里独行，五关斩将”的战将惨切地感叹战争，表明关羽是大仁大勇、希望消弭战争的英豪。单刀会上，甲士拥出，关羽揪定鲁肃，拍案而起，那“怒则跃匣铮铮而有声”的宝剑嗄然响了三次，把关羽神威烘托得栩栩如生；特别是当鲁肃喋喋不休地指责关羽失信时，关羽一针见血地指出，荆州这块土地，本来就是汉家基业，不存在归还孙吴的问题。这一番言辞，大义凛然，直使鲁肃口张舌结。关于鲁肃意欲收回荆州一事，裴松之注《三国志·鲁肃传》引《吴书》的记载：鲁肃亲赴关羽驻地，指出刘备有“翦并荆州之土”的意图，以“贪而弃义，必为祸阶”为由，劝关羽将荆州交还东吴。对此，“羽无以答”，颇为窘迫。又陈寿《三国志·鲁肃传》载，当鲁肃责问关羽失信时，“语未究竟，座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可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可见，和鲁肃争辩者不是关羽，而当时关羽也无话可说。在《单刀会》里，关汉卿突破了历史情境的制约，不仅通过艺术虚构把关羽塑造成孤胆英雄，而且将信誉之争改变为“正统”之辩。这一变动，境界全出。剧中关羽的一举一动，无非是捍卫“汉家”基业。在“汉家皇统”这一前提下，鲁肃“讨还”荆州的行为，显然是无理取闹，故而关羽质问鲁肃：“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沉醉东风〕）鲁肃反而理亏，无辞以对，正义则属于蜀汉一方。这样的言辞、口吻，与宋元间一般民众所认同的“刘蜀正统论”是一脉相承的，在民族斗争激化的特定背景下，这也多少反映也人们思想的向背。在元初，经历战乱和社稷巨变，目睹百姓颠沛流离的关汉卿，写出《单刀会》，显然寄寓深意。“闻鼓鼙，思将帅”，他以浓墨重彩歌颂关羽，是在呼唤英豪。他希望看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即可解民于倒悬并光复基业的英雄人物。可悲的是，呼唤英豪的关汉卿，却敏锐地觉察到，英豪往往落得悲惨的结局。在另一部历史剧《西蜀梦》中，他以深沉的笔触，提出了一个令人气结、发人深省的问题。《西蜀梦》以刘备当了“大蜀皇帝”为背景。剧作写为“刘汉”基业出生入死、功勋显赫的关羽和张飞相继被害。他们冤*不散，双双赶赴西蜀，向诸葛亮和刘备托梦，诉说屈死的经过，缅怀手足之情，表达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剧本着重写了两个方面：一是以昔日雄赳赳的英豪，与今日昏惨惨的冤*作对比；一是以关、张二人生则救助天下、死却无人救援作对比。在第四折，张飞的段唱词最是耐人寻味：“俺哥哥丹凤之躯，兄弟虎豹头，中他人机彀，死的来不如个虾蟹泥鳅！我也曾鞭及督邮；俺哥哥诛文醜，暗灭了车胄，虎牢关酣战温侯。咱人‘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壮志难酬！”（〔滚绣球〕）剧作家在这里强调的是乱世无常，人命如蚁，英豪如关羽、张飞，尚且是“横亡在三个贼臣手，无一个亲人救”，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了。可以说，“英豪死了”便是《西蜀梦》的主题；在英豪轻易地死于小人之手的时代，谁来救天下苍生，则是《西蜀梦》的潜台词。第三节《救风尘》与关汉卿的喜剧创作下层民众奋起自救英豪就在自己人中间弱小女性的智慧和胆略机趣横生的喜剧性误会关汉卿既热切地在乱世呼唤英豪、痛切地意识到英豪死了，又深情地注视更为实际的社会层面，思考老百姓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的《救风尘》、《望江亭》，写的就是下层民众不堪凌辱、奋起自救的激动人心的故事。这两本喜剧，以明朗的笔触，泼辣的语言，揭露了压迫者的丑态，描绘出被迫害者以弱胜强的场景，让观众在笑声中体悟到不能低估自身的力量、不能屈服于压迫者的淫威，只要敢于斗争、善于应变，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救风尘》中的周舍，是一具地方官的儿子，他长年混迹于秦楼楚馆，对妇女极尽欺诈之能事。他看上汴梁城妓女宋引章，甜言蜜语，信誓旦旦，百般殷勤，终于打动宋引章。得手后，周舍便现出残暴本相，视宋引章为玩物，稍不如意，又打又骂，甚至声言：“兀那贱人，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他自以为妇女只能任其蹂躏，永远逃不出他的掌心。宋引章则是一个入世未深的风尘女子，她为人单纯，阅历较浅。她急切地希望跳也火坑，一旦遇上出语温软、善于表演的周舍，就满腔热情地以心相许。万没料到，婚后的生活是如此凄惨，苦不堪言。她后悔不迭，难以忍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向昔日要好的姊妹赵盼儿紧急求救。赵盼儿正是当日劝宋引章不要嫁给周舍、言辞最为恳切的人。她阅世深，见闻广，察言观色，目光敏锐；来往人客的假意真情，她都善于判断，心中有数。她早就看出周舍的为人，曾对宋引章说：“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掷弃，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第一折〔胜葫芦〕）可惜宋引章情迷心窍，竟将赵盼儿的忠告当作逆耳之言，甚至声称：“我便有那该死的罪，我也不来央告你。”其决绝如此，赵盼儿也劝阻不得。但洞明世事的赵盼儿，也早就料到宋引章在不久的将来便有呼救的一天。果然，宋引章落难了。此时，被压迫妇女的悲惨遭遇，使赵盼儿感同身受；昔日的姊妹深情，也使她对处于危难之中的宋引章不能坐视不理。她一接到宋引章求援的急信，就马上筹划搭救落难姊妹的策略。她深知周舍既顽劣，又好色，必须利用其好色的弱点去攻克其玩劣的本性：“我将他掐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体麻。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面对惯于风月的对手，只能以更为高明的手段去对付。不出所料，周舍十分狡猾，他看见赵盼儿从汴梁赶到郑州，对她的不请自来，既心存不轨，不怀有戒心。他固然对“自投罗网”的赵盼儿有非分之想，但也知道不会凭空捡到便宜，万一听信赵盼儿之言，休了宋引章，到头来“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故而他步步设防，不敢造次。这一来，赵盼儿倍加小心，见机行事，虚与委蛇，以欲擒故纵、争风呷醋、发誓*咒之法，一步步打消周舍的戒心，把他引入忘乎所以的境地，终于赚得周舍的休妻文书，拯救出沦落的宋引章。在戏中，关汉卿写赵盼儿机智地与周舍巧妙周旋，软硬兼施，使观众会心微笑；而当周舍放刁撒泼，终于落得“尖担两头脱”的境地时，又使观众哄堂大笑，一场尖锐紧张的冲突，便在乐观明朗的气氛中结束。在关汉卿的笔下，赵盼儿仗义拯救宋引章的一幕，是颇有英豪之气的。如果说，在《单刀会》中，关汉卿把拯厄扶危的希望寄审在历史人物身上，是在王侯将相中寻觅英豪；那么，在《救风尘》中，他实际上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最有效的抵抗厄运的办法，是自己人救自己人。他让赵盼儿在得悉宋引章备受周舍的摧残时，扪心自问：“你做的个见死不救，可不羞杀这桃园中杀白马、宰乌牛？”（第二折〔醋葫芦〕）正是三国时代刘、关、张结义，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激励她挺身而出，拯救陷于绝境的姊妹。而她那种不畏艰难、身入险境的行动，又与关羽单刀赴会的胆略何其相似。很明显，关汉卿通过《救风尘》一剧表明：英豪就在自己人中间！值得注意的是，关汉卿剧中向黑暗现实奋起抗争的英豪，往往是小女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和赵盼儿一样具有临危不乱、在谈笑间令穷凶极恶之徒乖乖就范的智慧和胆略。她和赵盼儿本来都是民间普通的妇女，与历史上著名的侠女如红线一类人物相比毕竟大不一样。然而，正是污浊的社会、恶劣的环境，激发了她们捍卫自身以及拯救弱者的潜能。她们无意以英豪自居，但是，悲剧时代造就了她们，使她们在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中爆发也极为灼热的生命火花，照耀了漫漫夜空。《望江亭》最为精彩的剧情，是在黑夜间进行的。谭记儿要对付的是比周舍更有来头、更为凶狠的杨衙内。这个自称“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的权豪势要，看中谭记儿的美貌，一心要占为己有，并设计陷害谭的丈夫白士中。谭记儿面临家破人亡的境地。她聪明机警，胆识过人，毅然安抚胆战心惊的丈夫：“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逼的我步步相随；我呵怕甚行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约云期。”（第二折〔十二月〕）她巧设圈套，成竹在胸，识破杨衙内诡秘的行踪，趁着中秋之夜，改扮渔妇，假献殷勤，将杨衙内及其亲随灌得烂醉，赚得势剑金牌和捕人文书，不仅及时挽救了自己危在旦夕的一家，而且为社会除一大害。在戏中，谭记儿手无寸铁，面对强大凶残的压迫者，她赢得巧妙、赢得干脆、赢得漂亮，以果敢、机敏谱写了一曲自己救自己的凯歌。这是一种喜剧性的逆转，关汉卿在剧中颂赞了平凡者的不平凡，张扬了弱小者战胜恶势力的信心和力量。关汉卿在《金线池》、《谢天香》、《玉境台》等具有喜剧色彩的作品中，也写到女主人公们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但她们的遭遇和赵盼儿、谭记儿有所不同，由于她们碰到的矛盾冲突，不属势不两立的敌对性质，因而她们更多的流露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她们的忧愁、苦恼，虽然往往出于误会，而且最终以欢乐终场，但也曲折地反映出封建时代女性地位的卑下及其受男性摆布的命运。《金线池》、《谢天香》中的女主人公，都是风尘女子。杜蕊娘爱上书生韩辅臣，不料鸨母从中作梗，散布流言，挑拨杜、韩关系不和。蕊娘心性高洁，听说韩辅臣“又缠上一个粉头”，深感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很大的伤害，便决绝地嘲讽韩辅臣：“咱本是泼贱娼优，怎嫁得你俊俏儒流！”（第一折〔感皇恩〕）同样，谢天香与柳永分别后，被钱大尹“收”作“小妾”，有如笼中之鸟，整日价端水叠被，愁闷不已。至于《玉镜台》的刘倩英，虽是闺中小姐，但关系一生幸福的“大事”由不得自己作主，在温峤的“安排”下，忽然间便成为温氏夫人，除了骂一声“这老子好是无礼”之外，别无申诉的馀地。可见，她们虽然身份不同，但都生活在一个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之中。然而，有趣的是，关汉卿让这几位女性经历了一段人生波折，并非只是感受到世间的苦涩；当真相一旦大白后，她们也体味出人间尚有可贵的真情。杜蕊娘误信谣言，错怪了韩辅臣，殊不知韩一心爱她，情真意重。谢天香本以为钱大尹倚仗威权，风流纳妾；到头来才弄明白，三年间钱对她之所以秋毫无犯，为的是履行对柳永的承诺，以特殊的方式保护她。至于刘倩英，原看不惯温峤一把年纪仍风流自赏，其实，温峤并非浅薄之徒，尽管举手投足间偶有失态，容易被人误解，但其为人儒雅多情，对倩英既充满着兄长般的关爱，更不失才子追慕佳人的热切情怀。由于这几位女性不了解生活的真相，导致产生一连串喜剧性的误会，从而使戏剧情节扑朔迷离，机趣横生。在现实生活中，真与假，诚为伪，本来就难以区分，尤其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朝秦暮楚、变心负情，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关汉卿力写几位女主人公怵怵惕惕、幽怨莫名，实际上反映了广大妇女担心遭受社会欺凌的心态。而杜蕊娘之与韩辅臣、谢天香之与柳永、刘倩英之与温峤，他们的喜剧性遇合倒是生活的例外。关汉卿让他们得到美好的结局，是希望现实中备受欺凌的广大女性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其间体现出关汉卿对女性命运的人道关怀，并且带有几许浪漫的情调。这一组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关汉卿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女性问题多方面的
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极度恶化的生存空间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满腔怒火喷薄而出人间正义的最终胜利关汉卿对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的喜剧已包涵着悲剧意蕴。至于他的悲剧创作，更是酣畅淋淳地揭示出元代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在关汉卿笔下，《窦娥冤》中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是最具有震撼力和典型意义的。窦娥是一位善良而多难的女性。她出生在书香之家，父亲是“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窦娥家境贫寒，三岁丧母，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从小养成了孝顺的品格。父亲为了抵债，忍心将她出卖，让她成了债主蔡婆婆的童养媳，这加重了她幼小心灵的创伤。她在蔡家平淡地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岂料至１７岁，即婚后不久，丈夫因病去世，窦娥随即变为寡妇。世事的多变、接踵而来的苦难，不仅使窦娥磨炼出应付灾变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也使她对“恒定不变”的天理产生怀疑。她出场时，便满怀忧怨地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然而，饱受折磨的窦娥万万没有想到，她一生中最大的苦难还在后头。在剧中，窦娥地婆婆蔡氏以放债来收取“羊羔儿利”，无力偿还其债务的的赛卢医起了杀蔡婆婆之心，蔡氏在危难之际意外地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可是，张氏父子不怀好意，乘机要将蔡氏婆媳占为己有。窦娥坚意不从。张驴儿怀恨在心，趁蔡氏生病，暗中备下*药，伺机害死蔡氏，逼窦娥改嫁；可是，阴差阳错，张的父亲误喝有*的汤水，倒地身亡；张驴儿见状，当即心生歹念，嫁祸于窦娥，以“官休”相威胁，实则强行逼窦娥“私休”。窦娥一身清白，不怕与张驴儿对簿公堂，本以为官府能判个一清二楚；岂料贪官桃杌是非不分，偏听偏信，胡乱判案，屈斩窦娥，造成千古奇冤。在元代，社会秩序失范，官吏贪墨，阶级冲突和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冤狱重重，悲愤屡屡发生。《窦娥冤》戏剧情境的形成，与此有着密切关系。像张驴儿这类无恶不作、横行乡里的社会渣滓，其无法无天的罪恶图谋，竟然有官吏为之撑腰，衙门成了罪犯逍遥法外的场所。世事的荒谬乖错，可见一斑。在这里，《窦娥冤》情节发展的偶然性，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必然性，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她的性格是孝顺与抗争的对立统一。她的悲剧，是张驴儿的横蛮行径与官府的颠倒黑白所造成的；她的悲剧性格，则是在与张驴儿等恶势力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的。经历过许多灾难的窦娥，本来很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她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孝顺有加，也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如果生活没有波澜，她会恪守孝道与妇道，做一个贤惠的媳妇的。但蔡氏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后，竟半推半就地应承了张氏父子横蛮无理的“入赘”要求。于是，摆在窦娥面前的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要么惟婆婆的意志是从，改嫁张驴儿；要么不依从婆婆，更不屈服于张驴儿的淫威。窦娥选择了后者。这一来，她首先和自己的婆婆发生冲突。她谴责婆婆“怕没的贞心儿自守”，“你岂不知羞”，当面顶撞，据理力争。而面对张驴儿的强暴行为，窦娥没有惊慌失措，她镇静、坚定，绝不示弱，以蔑视鄙弃的态度与张驴儿针锋相对。在这里，她的抗争，不仅仅是恪守妇道，更是一种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行动。尤其是当张驴儿借张老头暴死事件作为霸占窦娥的筹码时，她相信官府不会容许这灭绝人性的衣冠禽兽的胡作非为，所以，她要与张驴儿“官了”，以为官吏会主持公道，会维护她的清白与名声。然而，窦娥没有想到，她所处的生存空间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她所寄与希望的官府，竟是一团漆黑。楚州太守桃杌残民以逞，滥用酷刑，将无辜的窦娥打得“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为了使蔡婆婆免受*打，窦娥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不得不含冤招认，无辜受罪。这就是窦娥的悲剧性格。她的遭遇，典型地显示出善良的百姓被推向深渊的过程。窦娥本来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人间的不公，更使她怀疑天理的存在。她被刽子手捆绑得不能动弹，满腔的怒火和怨气，喷薄而出，她骂天骂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并且发出三桩奇异的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她声明：“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怪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第三折〔耍孩儿〕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象向人间发也强有力的警示。关汉卿写窦娥发誓后，浮云蔽日，阴风怒号，白雪纷飞，这一片浓重的悲剧气氛，把窦娥含冤负屈悲愤莫名的情绪推到极限。很明显，通过这惊天动地的描写，关汉卿希望唤醒世人的良知，激发世人对不平世道的愤慨，催促世人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社会而抗争。因此，《窦娥冤》所表现的反抗性，是时代的最强音。剧本的第四折写窦娥三桩誓愿相断应验。耐人寻味的是，窦娥的冤案，最终却是由她的已任“两淮提刑肃*廉访使”的父亲出来平反。窦天章当然不属贪官墨吏，可是，窦娥的冤*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书案前“弄灯”、“翻文卷”，好不容易才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一细节表明，即便是奉命“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的窦天章，要不是窦娥**的再三警示，他也会糊里糊涂地将一份冤狱案卷，“压在底下”，不予追究。最后，冤狱总算平反了，但起关键作用的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特殊关系。换言之，窦娥得还清白，靠的是父亲手中的权力。这样的处理，固然反映出关汉卿崇尚权力的思想局限；但也体现出他让受害者亲属惩治恶人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寄寓着对元代吏治沉重的疑虑。因此，《窦娥冤》的结局，是有着比较复杂而深刻的涵义的。《窦娥冤》的故事框架，与汉代以来一直流传民间的“东海孝妇”故事颇为相似，但剧本反映的时代生活与人物遭遇，却以元代冤狱繁多的社会现实为依据。至于关汉卿的其他悲剧作品，也和《窦娥冤》一样，取材于前代的故事传说，而在飘荡着的历史烟尘中，融汇了剧作家对当代现实与人生的痛切感受，均具批判社会的价值和震撼人心的力度。关汉卿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哭存孝》，写的是阴险小人轻而易举地害死一位盖世英雄的悲剧。五代的李存孝品性纯良，战功显赫；而李存信与康君立却嫉贤妒能，恶意陷害，欲置李存孝于死地。主帅李克用偏信谗言，不辩好歹，助长了李存信等人的嚣张气焰。身经百战、磊落光明的李存孝，无法逃脱小人设下的重重圈套和陷阱，惨死于自己人的手下。在作品中，关汉卿入木三分地刻划了李存信等人阴狠*辣的性格，说明在混浊的*治环境中，欺压良善、滥杀无辜的凶邪力量往往得逞。作者以此警醒世人，对小人的所作所为不可掉以轻心。此外，《蝴蝶梦》、《鲁斋郎》、《五侯宴》等剧，也从不同的侧面，写出权豪势要与乡间劣绅有恃无恐、伤天害理的罪行，反映出普通民众性命难保的处境。在揭露人间罪恶的同时，高扬正义的旗帜是关汉卿悲剧作品共同的主旨。在他的笔下，悲剧主人公大多具有顽强、坚定的意志，敢于与邪恶势力作不妥协的较量，在较量中充分显示出善良的人们捍卫世间正义的壮烈情怀与崇高精神。显而易见，在关汉卿的悲剧创作中，总是贯串着这样的脉络：情绪从悲愤走向悲壮，剧情亦从恶势力的暂时得逞，转为人间正义的最终胜利。由于关汉卿向往法正民安的社会环境，因此，其悲剧作品的末尾，往往出现执法严明的“清官”。这固然是善恶各得其报观念的体现。但最令人难忘的，依然是他战胜邪恶势力的信念，是悲剧主人公敢于抗争的刚烈品性。可以说，关汉卿是元代最善于以抗争激情感染大众的戏剧家。第五节关汉卿杂剧的剧场性和语言艺术场上之曲尽快“入戏”注意处理戏剧冲突的节奏擅于设置悬念本色当行的戏剧语言关汉卿是一位熟悉剧场、演员与观众的戏剧家，是梨园中的行家里手；他有“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的实际演出经验。因此，他的杂剧创作具有鲜明的剧场性，是名副其实的“场上之曲”。关汉卿在创作剧本时，注意尽快“入戏”。他以洗练的笔触交代戏剧情境与人物关系，把观众的目光“聚焦”到主要的戏剧矛盾上，从而迅速引起观众看戏的兴趣。像《窦娥冤》，写了窦娥既短促又漫长的２０年的人生历程，其前１９年风雨和波折，仅在楔子与第一折中几笔带过。当窦娥在第一折刚出场时，蔡婆婆被赛卢医谋杀、又为张氏父子所救的事件已然发生；张氏父子强行入赘蔡家，还要分别娶蔡家婆媳为妻。这一来，窦娥一登场，便面临异常严峻的戏剧情境。守寡的小媳妇如何应付？命运如何？一下子就成为观众极其
大约在关汉卿进行频繁创作活动的同时，元代剧坛又绽开了一树奇葩，这就是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如果说，关汉卿剧作以酣畅豪雄的笔墨横扫千*，那么，王实甫所写的具有惊世骇俗思想内容的《西厢记》，却表现出“花间美人”般光彩照人的格调。剧坛上的关、王，如同诗坛上的李、杜，是一前一后出现的两对双子星座。作为剧本，《西厢记》杂剧表现出的舞台艺术的完整性，达到了元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明初的贾仲明环顾剧坛，提出“《西厢记》天下夺魁”，一锤定音，充分肯定了《西厢记》在文学史上的位置。第一节《西厢记》的作者及其莺莺故事的创新作词章风韵美体制的创新题旨的改造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年与生平事迹俱不详。《录*簿》把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而位于关汉卿之后，可以推知他与关同时而略晚，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１２９５～１３０７）尚在世。贾仲明在追吊他的〔凌波仙〕词中，约略提到有关他的情况：“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所谓“风月营”、“莺花寨”，是艺人官妓聚居的场所。王实甫混迹其间，可见与市民大众十分接近。王实甫创作的杂剧计有１４种。完整地保留下来的，除《西厢记》外，还有《破窑记》四折和《贩茶船》、《芙蓉亭》曲名一折。至于其他作品，均已散佚不传。在《贩茶船》中，王实甫写妓女苏小卿怨恨书生双渐负心，痛责茶商王魁“使了些精银夯钞买人嫌”，要“把这厮剔了髓挑了筋剐了肉不伤廉”，她敢爱敢恨，是个敢于为自己命运抗争的女性；《芙蓉亭》中的韩彩云，“夜深私出绣房来，实丕丕提着利害”，主动到书斋追求所爱的书生，也是个敢作敢为的姑娘。在她们身上，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西厢记》中崔莺莺的面影。作为戏剧，《西厢记》杂剧的结撰和表现方式，当然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那种由说唱艺人从头到尾自弹自唱的搊弹词。同时，它也不同于其他的元人杂剧。元人杂剧一般以四折来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则有五本二十折，竟像是由几个杂剧连接起来演出的一个故事的连台本。在每一本第四折的末尾，既有“题目正名”，标志着故事情节到了一个转折性的段落；又有很特别的〔络丝娘煞尾〕一曲，起着上联下启沟通前后两本的作用。有些折段，《西厢记》还突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通例，例如第一本第四折，张生唱了多首曲词后，〔锦上花〕一曲由莺莺唱，〔幺篇〕则由红娘唱。又如第四本第四折，开场时由张生唱了〔双调·新水令〕、〔步步娇〕、〔落梅风〕等三支曲子，随后由旦角扮莺莺上，接唱了〔乔木查〕以下五支曲子，跟着又由张生、莺莺分唱数曲。整折戏，实际上由末与旦轮番主唱。这说明王实甫在创作《西厢记》时，突破了杂剧的规矩，吸取和借鉴过院本、南戏的演出形式。体制上的创新，丰富了艺术表现能力，为更细腻地塑造人物性格，更完美地安排戏剧冲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了适合戏剧的演出，王实甫把董解元所改编的莺莺故事重新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故事的题旨作了新的改造。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把唐传奇《会真记》改写为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大胆地和封建家长展开斗争的作品。董解元强调：“自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他把莺莺对张生的爱，与“报德”连在一起。莺莺的自我表白是“报德难从礼，裁诗可作媒；高唐休咏赋，今夜雨云来。”董解元尽管歌颂年青人对爱情的追求，但又竭力表明他们的越轨行为有其合礼的一面。他所塑造的莺莺是深受封建思想束缚，而又羞羞答答地追求爱情的大家闺秀。在王实甫笔下，张生、莺莺固然是才子佳人，但才与貌并非是他们结合的唯一纽带。王实甫强调，这一对青年一见钟情，“情”一发难收，受到封建家长的阻梗，他们便做出冲破礼教樊篱的举动。对真挚的爱情，王实甫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它纯洁无邪，不必涂上“合礼”、“报恩”之类保护色。如在第五本第四折的〔清江引〕一曲中，他鲜明的提出：“永志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他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只要男女间彼此“有情”，就应让他们同偕白首；而一切阻挠有情成为眷属的行为、制度，则应受到鞭挞。从宋入元，社会思潮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越来越松弛无力；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要求。在文学作品中强调“情”的自主，是进步潮流对封建伦理、封建礼教猛烈冲击的表现。市井勾栏，民众聚集，书会才人和艺人在这里编演大量以爱情为题材的杂剧。有些作品，就鲜明地把“有情”视为理想，像关汉卿在《拜月亭》中提出：“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白朴在《墙头马上》中提出：“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这一声声呐喊，反映了人们希望“情”得到满足和尊重的意愿，是进步思想潮流在剧坛中激起的朵朵浪花。王实甫对“情”的
在关汉卿、王实甫双峰并峙的元代剧坛上，能够在艺术上别树一帜，受到人们推崇的剧作家，还有白朴和马致远。他们的代表作《梧桐雨》和《汉宫秋》，均写得文彩繁富，意境深邃，具有浓厚的诗味，受到文坛的激赏。关、王、马、白，被誉为“四大家”。第一节白朴和《梧桐雨》白朴的生平深沉的沧桑感梧桐夜雨的意蕴白朴（１２２６～１３０６），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其父白华，曾任金朝枢密院经历官。当蒙古大*围攻金朝首都时，白华随金哀宗出奔，家眷则留在城内。不久城破，白朴的母亲死于浩劫之中，年才八岁的白朴，幸得其父亲好友元好问携带抚养。白朴“幼经丧乱，仓皇失母”，心灵饱受创伤，长大后又曾漂流于大江南北，看到了社会凋残山河破碎的情况，心情十分沉重。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感到无法对付，决心不参与*治，“放浪形骸，期于适意”。或是流连于青山绿水之间，或是在风月场中，和杂剧作家以及勾栏歌伎们往还。１２７９年南宋灭亡，东南战事平定，白朴也长期在南方居住，经常和耆老聚饮，题咏前朝名物，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沧桑之感和失落之哀。白朴擅词曲。词集名《天籁集》，“词语遒严，情寄高远”，多颓唐凄楚之调。散曲现存４０首，多以本色的语言抒写闲情逸致。所作杂剧，据《录*薄》所录名目，凡１５种。现存仅《梧桐雨》和《墙头马上》。《梧桐雨》是描写杨玉环、李隆基爱情生活和*治遭遇的历史剧。天宝之乱以来，杨、李故事成了文坛的热门话题。特别是白居易的《长恨歌》问世以后，唐宋两代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坊间还出现《杨太真外传》、《玄宗遗录》等著述。到金元易代之际，剧作家们对杨、李故事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关汉卿写过《哭香囊》，庾天锡写过《华清宫》、《霓裳怨》，岳伯川写过《梦断杨妃》，王伯成写过《天宝遗事》。但这些剧本都已亡佚，惟独白朴的《梧桐雨》流传了下来。白居易的《长恨歌》有“秋雨梧桐叶落时”一句，饱含凄清幽怨的意蕴。金元时期，李隆基与梧桐的细节，受到诗人的重视，与元好问、白华有联系的冯璧、姚枢、袁桷等人都为名画《明皇击梧桐图》题诗。白朴的《梧桐雨》，很可能是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中受到启迪。从中唐开始，历来描绘、评论杨、李故事的作品，或侧重同情、赞誉杨、李生死不渝的爱情；或偏于揭露、讽喻杨、李耽于享乐，贻误朝*。白朴的《梧桐雨》固然也写到杨、李的情爱、侈逸，但创作的着眼点却不在于此，他要向经历过沧桑巨变的观众，宣示更深刻更沉痛的人生变幻的题旨。《梧桐雨》楔子写李隆基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不问是非，竟给丧师失机的安禄山加官晋爵，让他镇守边境。第二折写李隆基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排宴，两人恩恩爱爱，情意绵绵，“靠着这招新凤，舞青鸾，金井梧桐树映，虽无人窃听，也索悄声儿海誓山盟”，相约生生世世，永为夫妇。第三折是故事的的转折点，安禄山倡乱，李隆基仓皇逃走；到马嵬坡，六*不发，李隆基在“不能自保”的情况下，只好让杨玉环自缢。“*埃散漫悲风飒，碧云黯淡斜阳下”，经过一场激变，一切权力、荣华，烟消云散。《梧桐雨》的第四折，是全剧最精彩的部分。李隆基退位后在西宫养老，他满怀愁绪，思念着死去的杨玉环，怀念着过去的月夕花朝。他想到无权柄的苦恼，孤辰限的凄惶。他在梧桐树下盘桓，“常记得碧梧桐阴下立，红牙箸手中敲”，到如今“空对井梧阴，不见倾城貌”，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时光，只成了追忆。在落叶满阶，秋虫絮聒的气氛中，李隆基做了一个朦朦胧胧的梦，梦中杨玉环请他到长生殿排宴，不料才说上一两句话，梦就被惊醒了。梦醒后“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这雨声紧一阵慢一阵，淅淅沥沥，“一点点滴人心碎”，淋漓尽致地烘托出李隆基凄楚悲凉的心境。在《梧桐雨》里，白朴把梧桐与杨、李的悲欢离合联系起来。李隆基对着梧桐回忆：“当初妃子舞翠盘时，在此树下；寡人与妃子盟誓时，亦对此树；今日梦境相寻，又被它惊觉了。”这点明了梧桐在整个剧本艺术构思中的作用。在我国的诗文中，梧桐的形象，本身即包含着伤悼、孤独、寂寞的意蕴。白朴让梧桐作为世事变幻的见证，让雨湿寒梢、高敲愁助恨的景象，搅动了沉淀在人们意识中的凄怨感受，从而使剧本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加上作者以十多支曲子，细致地描绘李隆基哀伤的心境；沉痛伤悲的语言，也使人荡气回肠，更能透过人物的遭遇感受到江山满眼、人事已非的怆痛。可以说，《梧桐雨》的戏剧冲突生动跌宕，笔墨酣畅优美，而构筑的意境则深沉含蓄。浓重的抒情性以及醇厚的诗味，使这部历史剧成为元代文坛的一树奇花。第二节《墙头马上》一曲歌颂婚姻自由的赞歌维护人格的尊严泼辣的个性和喜剧性的场面白朴的《墙头马上》，是一部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爱情戏。此剧的素材，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一诗。白诗记述一个婚姻悲剧故事：一个女子爱上了一位男子，同居了五六年，但被家长认为“聘则为妻奔则妾”，逐出家门。在“始乱终弃”的社会风气中，白居易对这不幸的女子给予同情，并对世人提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的告诫。白朴在戏中所写的内容，大致与《井底引银瓶》一诗相同，但它表现的思想倾向，则与原诗迥异。整个剧本，洋溢着火热的激情。它描绘女子大胆地追求爱情，勇敢地向封建家长挑战，成为一曲歌颂婚姻自由的赞歌。在白朴以前，《井底引银瓶》的素材，已经受到民间艺人的重视。据宋周密《武林旧事》载，宋官本杂剧有《裴少俊伊州》一本；元陶宗仪《辍耕录》载金院本有《鸳鸯简》及《墙头马（上）》各一本，《南词叙录》载南戏有《裴少难墙头马上》。而宋话本《西山一窟*》中有“如撚青梅窥小（少）俊，似骑红杏出墙头”的插词，可见人们不断地改编这一故事，添加了不少情节，甚至确定了主人公的名姓。在此基础上，白朴的剧本也大大地丰富了原诗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白朴虽然以传统故事为框架，但他所写的人物，实际上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形象。《墙头马上》的女主人公李千金，一上场就毫不掩饰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望，她声称：“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宁可教银缸高照，锦帐低垂。菡萏花深鸳并突，梧桐枝隐凤双栖。”当她在墙头上和裴少俊邂逅，看上了“一个好秀才”，便处处采取主动的态度。她央求梅香替她递简传诗，约裴少俊跳墙幽会。当两人被嬷嬷瞧破，她和裴少俊一忽儿下跪求情，一忽儿撒赖放泼，还下决心离家私奔。为了爱情，李千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做。她甘愿作出牺牲，“爱别人可舍了自己”。她深信自己要求及时婚嫁的的合理性，“那里有女儿共爷娘相守到头白”。因此，她不像深闺待字的少女那样羞羞答答，倒和话本《碾玉观音》里的璩秀秀有点相似。显然，在这个人物身上，白朴让它融合了市井女性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特征。李千金在裴家后院躲藏七年，生了一男一女，但终于被裴尚书发现。她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反驳裴尚书对她的辱骂。当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被视为“淫奔”的李千金不得不饮恨回家，但她绝没有屈服。当裴少俊考中状元，裴尚书知道了她是官宦之女，前去向她赔礼道歉，要求她认亲重聚时，她坚决不肯，并且对裴氏父子毫不留情地谴责。即使裴尚书捧酒谢罪，她还是斩钉截铁：“你休了我，我断然不肯。”只是后来看到啼哭的一双儿女，才不禁心软下来，与裴家重归于好。剧中，李千金的形象十分突出。她不仅希望得到爱情，而且把婚姻自主看成是人生的权益，认为像卓文君那样私奔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当她爱上了裴少俊，便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不过，这仅仅是李千金追求的一个方面。和一般怀春少女不同的是，她更加看重人格的尊严。第三折，有这样一段对白：尚书云：……你比无盐败坏风俗，做的是男游九郡，女嫁三夫。正旦云：我则是裴少俊一个。尚书怒云：可不道“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你还不归家去。正旦云：这姻缘也是天赐的。李千金说她只钟情于一人，说姻缘天赐，无非是反驳裴尚书的污蔑，强调自己行为的合理和人格的纯洁。在第四折，她拒绝裴家父子，拒绝一贯梦寐以求的婚配，正是受损害者作出的抗争。她对少俊并非没有感情，但为了维护尊严，她甚至准备割舍。在戏里，作者让人们看到，渴望爱情的李千金，所看重的又非仅仅是爱情。由于李千金注重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因此，她敢于把封建道德和封建伦理，统统扔到脑后，理直气壮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出坚毅倔强的个性。《墙头马上》的艺术风格，和《梧桐雨》明显不同。《梧桐雨》以深沉的意境见长，《墙头马上》则以紧凑、生动的情节安排取胜。在这个戏里，作者充分显现出他擅于通过戏剧场面刻划人物形象的才能。像在第三折裴尚书撞见了重阳和端端，便打醒了正睡得糊涂的院公查问：（院公做醒着扫帚打科，云：）打你娘，那小厮！（做见懵科，尚书云）这两个小的是谁家？（端端云）是裴家。（尚书云）是那个裴家？（重阳云）是裴尚书家。（院公云）谁道不是裴尚书家花园，小弟子还不去！（重阳云）告我爹爹妈妈说去。（院公云）你两采了花木，还道告你爹爹妈妈去。跳起您公公来打你娘！（两人走科，院公云）你两个不投前面走，便往后头去！这一段戏，把小孩子的天真无邪和老院公力图遮掩的狼狈相，描绘得栩栩如生。在裴尚书不阴不阳满腹狐疑的态度面前，端端、重阳活蹦乱跳，实话实说；老院公手足无措，支支吾吾。这充满喜剧性的场面使人忍俊不禁，她使人为李千金捏一把汗，人物的形象就在戏剧的冲突中凸现出来第三节马致远和《汉宫秋》“曲状元”汉元帝“不自由”对历史与现实的体悟马致远（１２５０？～１３２１？），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他经历了蒙古时代的后期及元*权统治的前期。青年时追求功各，对“龙楼凤阁”抱有幻想；中年时期，一度出任江浙行省务官；晚年则淡薄名利，以清风明月为伴，自称“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向往闲适的生活。马致远在元代梨园声名很大，有“曲状元”之称。他既是当时名士，又从事杂剧、散曲创作，亦雅亦俗，备受四方人士钦羡。所作杂剧１５种，现存７种，即《汉宫秋》、《陈抟高卧》、《任风子》、《荐福碑》、《青衫泪》、《岳阳楼》，以及《*梁梦》（与人合作）。其《误入桃源》杂剧尚存残曲一支。散曲作品被辑为《东篱乐府》传世。明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将他列入元人之首，明臧懋循则将他的《汉宫秋》置于《元曲选》之首。可见，在元代以后，马致远仍备受曲家重视。《汉宫秋》是马致远的代表作。剧本以历史上的昭君出塞故事为题材。关于昭君出塞的史实，载于《汉书》的《元帝纪》、《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东汉以后，历代都有题咏昭君之作，比较值得注意的有托名王嫱写的《昭君怨》、石崇的《王昭君辞》、《西京杂记》所载《王嫱》以及唐代的《昭君变文》等。按照历史形势，汉强胡弱，《汉宫秋》却改变了胡汉之间的力量对比，把汉朝写成软弱无力、任由异族欺压的*权。作者虽然写到君臣、民族之间的矛盾，但着重抒写的，却是家国衰败之痛，是在乱世中失去美好生活而生发的那种困惑、悲凉的人生感受。就这点而言，《汉宫秋》与白朴的《梧桐雨》，有异曲同工之妙。官吏贪墨，宵小之徒兴风作浪，这是乱世突出的征象。在《汉宫秋》中，作者写毛延寿“雕心雁爪，做事欺大压小”，他百般巧诈，一味谗谀，教唆皇帝少见儒臣，多昵女色；他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王昭君就是因为不肯行贿，遭到他的暗算，结果发配永巷，长居冷宫。后来，毛延寿还勾结番邦，背叛朝廷，致使朝中君臣一片恐慌，整个国家陷入困境。在马致远笔下，汉朝的文武百官都是一批“干请了皇家俸”，却不能“安社稷，定戈矛”的废物。他们平时“山呼万岁，舞蹈扬尘”，一旦有事，便互相推搪，“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总之，文恬武嬉，招致了*权的衰败。显然，马致远对历史的认识，和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室奸佞当权，阻塞贤路，外族凭陵，危机四伏，可是汉元帝完全被蒙在鼓里。《汉宫秋》楔子写他一上场就说：“边塞久盟和议策，从今高枕已无忧”，既然天下太平，便只以“后宫寂寞”为念。他在巡视后宫时，意外地见到才貌出众而困居长巷的王昭君，从昭君的琵琶声中听出哀怨之情，心生爱怜之意，表示“我特来填还你这泪揾湿鲛绡帕，温和你露冷透凌波袜”（第一折〔油葫芦〕）。他宠爱昭君，更多的是着意于情感的契合。他称自己与昭君的姻缘是“五百载该拨下的配偶”（第二折〔梁州第七〕），在这里，马致远写汉元帝对昭君爱得如痴如醉，俨然是个怜香惜玉的多情才子。然而，汉元帝如此珍惜的姻缘，转眼间便成为泡影。他本以为，处置欺君的毛延寿易如反掌，谁知道，竟招致毛延寿献图、呼韩邪单于“索要昭君娘娘和番”的被动局面；而满朝文武碰到危难，了无良策，却众口一词，劝他割恩断爱，以美人换取和平。这一来，身为九五之尊的汉元帝，落得个“无人搭救”的屈辱下场。他痛苦地认识到：“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队，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鸿沟。”（第二折〔斗虾蟆〕）这绝望的呼喊，道出了汉元帝无可奈何万念俱灰的情怀。汉元帝虽然贵为天子，但实际上，许多事情身不由己，一直受人摆布，甚至在送别昭君时，本想多留昭君片刻，尚书即横加干预道：“陛下，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罢。”汉元帝悲从中来，痛苦不堪地唱道：“说甚么大王、不当、恋王嫱，兀良，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第三折〔七弟兄〕）连多看昭君一眼、略诉衷情的自由也没有，只能酸酸楚楚地“割恩断爱”。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汉宫秋》多种版本，题目正名都有“汉元帝不自由”一句。在汉元帝被迫舍弃昭君时，作者又让他恨恨地唱：“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这“不自由”三字，力重千钧，颇能体现出剧作家塑造汉元帝形象的苦心孤诣。说汉元帝“不自由”，当然只是出于作者的虚拟，是一种无史无据的艺术创造。不过，中唐以后，随着作家对人生思考的深化，已经有人看到掌握极大权力的帝王，也会出现极不自由的局面，李商隐曾经说：“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对帝王身份的尊贵提出怀疑。在《汉宫秋》中，马致远构拟了帝王“不自由”的戏剧情境，还让他在灞桥送别时感慨“小儿家出外也摇装”，流露出对平民生活的羡慕。随着剧情的推进，作者逐步转换了汉元帝的感情色彩，让一个拥有三宫六院的皇帝，更多地表现出有如普通人的情感愿望，从而引发人们对他更多的同情，在他身上看到无力主宰自身命运的悲剧。由于“不自由”的汉元帝毕竟头戴冕旒，这华贵的枷锁使他更感受到超乎寻常的压力。在脍炙人口的〔梅花酒〕一曲中，他唱道：“……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月昏*，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幽深的宫苑，与汉元帝落寞的心情互相衬托，酣畅淋漓地抒写出一个空有尊贵名分却又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内心的悲凉与哀伤。作者在第四折写汉元帝对昭君的思念，进一步渲染他孤苦凄怆的心境。在汉宫，人去楼空，汉元帝挂起美人图，苦苦追亿，朦胧间昭君入梦，梦醒则茫然若失，只是孤雁哀鸣，“一声声绕汉宫，一声声寄渭城”，凄厉地陪伴他度过寂寞的*昏。整个戏，就在浓郁的悲剧氛围中结束，含蓄而深沉地传达出人生落寞、迷惘莫名的意境。剧中的王昭君，也与汉元帝一样，受到命运的播弄。她空有才情与美貌，但事事总不如意。皇宫选美，使她离乡别井；毛延寿弄权，她被打入冷宫；偶然间得遇恩宠，却又好景不长，被迫和番；后来身入异邦，她眷恋汉朝，义不受辱，投江自尽。在《汉宫秋》里，作者对王昭君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依然写得相当突出。她是乱臣贼子横行天下时代的牺牲品。在金元之际，马致远选择了汉室受到凌辱的历史题材，不能说他不曾寄寓着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环绕着汉元帝、王昭君的形象，他向人们揭示的，主要是对历史、对人生的体悟。他通过戏剧冲突，抒发自己无法主宰命运、只能任由播弄的悲哀。加上《汉宫秋》以“秋天”的意境作为结撰全剧的背景，突出秋的萧瑟悲凉，更使整个戏笼罩着灰暗荒漠的气氛，这又表达出作者对时代的体验和认识。第四节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和《陈抟高卧》
全真教的盛行《*梁梦》《陈抟高卧》避祸意识在悲剧时代如何摆脱苦难，马致远有他独特的思考。马致远有“万花丛里马神仙”之誉，在其现存的杂剧作品中，神仙道化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说明他与盛行于元代的全真教有着密切关系。在元代，全真教主要人物邱处机备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尊崇，一些志不获骋的文人，在内心十分苦闷而又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往往较易受到全真教的影响。全真教主张儒、道、佛三教合一，性命双修，提倡“外则应缘，内则养固；心上忘机，意不着物”的处世态度，劝告人物珍重“吾身”、认识“真吾”，参悟生命的真谛。这一类说教，对于仕途失意、焦躁彷徨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抚慰的作用。因此，全真教成不为少文人精神的避难所。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正是在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在这些剧本中，马致远借鉴、吸取了全真教的思想主张，宣扬人生在世，应与世俗社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求取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化解生活中的种种痛苦。至于《*梁梦》写钟离权度脱吕洞宾，《岳阳楼》写吕洞宾度脱柳精，《任风子》写马钰受了王重阳点化之后便去度脱任屠，大体按全真教的传承关系，即照钟离权传吕洞宾，吕洞宾传王重阳，王重阳传马钰的的次序编成，可见，马致远的几个神道剧，基本上是依据全真道统而结撰的一组系列戏。马致远与多人合作的《*梁梦》，含义比较深刻，在神道剧中较有代表性。剧中的主人公吕洞宾，幼习儒业，他自称：“策蹇上长安，日夕无休歇。但见槐花*，如何不心急？”热切地希望一举夺魁，功成名就。当钟离权劝他出家时，他傲慢地不予理睬，声言向往“居兰堂住画阁”的生活，对“草衣木食，干受辛苦”的仙家景况十分鄙夷。他的言行，实际上概括了一般热衷功名利禄的士子的共同心理。然而，作者写吕洞宾在一顿饭的工夫里，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中的吕洞宾考取功名，官拜兵马大元帅，踌满志，威风八面。可是，一旦身处宦海，便经历了喝酒吐血、受贿卖阵、妻子变心、争执被杀等一连串惊心骇魄的事件，当他深受酒、色、财、气之祸后，才大梦初醒，幡然彻悟，知道了仁途凶险异常，伴随功名利禄的是无边苦海。在剧中，作者采用了梦境叙事的技巧，使神仙道化的题材转化为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寓言故事，高度概括了官场的腐败，以及涉足其中的知识分子本性的“迷失”，颇能发人深省。这个戏，梦境是虚的，而梦境中的宦海生涯，却以人间现实为依据。这种虚中有实的写法，冲淡了题材本身的“神道”色彩，使之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由此可见，马致远提倡“求仙悟道”，和他对恶浊官场的厌恶情绪，有着密切联系。《陈抟高卧》是马致远一部耐人寻味的神仙道化戏。剧中的主人公陈抟，一上场就说：“吾徒不是贪财客，欲与人间结福缘”，表明了他既是仙家，又关怀人间，是一个与社会不即不离的高人。他身处乱世，盼望着天下大治，当他发现“中原地分旺气非常，当有真命治世”时，异常兴奋，随即下山，到汴梁开卦肆，伺机点拨他心目中的太平天子赵匡胤。他下山的动机很明确：“这五代史里胡厮杀、不曾住程，休则管埋名隐姓，却教谁救那苦恹恹天下生灵？”（第一折〔醉中天〕）他指点赵匡胤用后之道，预期出现“治世圣人生，指日乾坤定”的局面。而当赵匡胤得了天下，陈抟便飘然引退。他对功名利禄看得极透：“三千贯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无过是重卧列鼎而食。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第三折〔滚绣环〕）因此，他“推开名利关，摘脱英雄网”，以超脱心态拒绝诱惑，坚心清修。陈抟既有用世之意，又有避祸之心。而在避祸这一点上，《陈抟高卧》与《*梁梦》是相通的。陈抟的态度，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在人世的利弊得失问题上产生思想矛盾的一种反映。《陈抟高卧》中的一些曲词，写得十分出色，像第四折〔双调·新水令〕：“半生不识晓来霜，把五更打在老夫头上。笑他满朝朱紫贵，怎知我一枕黑甜乡，揭起那翠巍巍太华山光，这一幅绣帏帐。”造语豪俊潇洒，恰切地表现出陈抟在抛却名利之后闲逸的心态和融入大自然的舒畅情怀。第五章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
元杂剧这朵奇葩，最初是在北中国的广袤大地上绽开的。成书于元至顺元年（１３３０）的锺嗣成的《录*簿》，大致上按时间先后记录了元杂剧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情况。该书将元杂剧作家大致分为三类：“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及“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其中“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共５６人，可以说是元杂剧创作的第一批作家。他们的籍贯基本上在北方，虽然关汉卿、白朴等人在元统一中国后到了南方，但其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北方进行的。他们的创作活动年代，大致是从蒙古灭金（１２３４）至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１２９５～１３０７），这也正是元杂剧从兴起到繁荣鼎盛的时期。从《录*簿》所谓“前辈”作家的籍贯来看，这些作家又以大都（１７人）、真定（７人）、东平（５人）、平阳（６人）最为集中，可见取这四个地方为主体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作家群。这四个作家群并不是封闭的，彼此之间由于作家的流动而进行着频繁的交流，同时它们的影响又旁及附近的地区，从而构成了以大都为中心，包括河北、山西、山东以及河南和安徽的北部这一广大地域的北方戏剧圈。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既有着共同的时代精神和总体风格，同时又由于各自地域文化的特色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犹如五彩云霓，将北方的天穹妆点得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第一节大都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全国*治和文化的中心庞大的市民阶层及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大都作家群的形成纪君祥与《赵氏孤儿》杨显之与《潇湘雨》石子章与《竹坞听琴》王仲文与《救孝子烈母不认尸》大都原是金朝的首都，称中都。在蒙古灭金的过程中，这个城市曾遭受战火的重创。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次年二月，大都正式定为元朝的首都。早在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忽必烈就开始对大都进行大规模重建，包括在旧城西北修建新城。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大都城基本建成。随着元王朝统一中国，大都城不仅成为中国*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迅速发展成为经济繁荣、消费性商业色彩浓厚的大都会。王惲（１２２７～１３０４）在《日蚀诗》中说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大都的居民有十万家。以一户四至五口人计算，则当时大都的居民约有四五十万人之众。这些居民中，包括王公贵族、官僚和他们的家眷，更多的则是广大的下层市民－－包括各行各业的工匠（官匠、民匠）、经纪人、买卖人、小贩、小吏、侍从、奴仆以及医卜星相之流。正是他们，构成了大都市民阶层的主体。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审美趣味及价值取向，为杂剧艺术之花的盛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分。关于大都杂剧创作和演出的具体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难以确切得知。但《录*簿》所载“前辈”作家大都籍的即占１７人，其中包括了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第一流作家；夏庭芝《青楼集》记载当时的杂剧名艺人，经常在大都演出的，就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最负盛名的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司燕奴等人。另外，大都作为元王朝的首都，*治和文化的中心，散居于北方各地的作家们到过大都，或在大都进行过创作活动的也不少。像东平作家高文秀，据《录*簿》记载被“都下人号小汉卿”，这说明他在大都有过创作活动，受到大都人的赏识，并将他与关汉卿并称。这一情形清楚说明，大都的杂剧创作和演出活动十分活跃，是北方戏剧圈的创作中心，前期的杂剧艺术之花在这里绽开得最为硕大，也最为艳丽。大都作家群以关汉卿为领袖，贾仲明《凌波仙》吊词称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说明他在戏曲界的崇高声望。同时，大都作家彼此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据《录*簿》记载，与关汉卿有交往的大都剧作家就有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等人。如“杨显之”条云：“大都人，关汉卿莫逆之交，凡有文辞，与公较之。号杨补丁是也。”这里所说的“文辞”，自然应该包括杂剧剧本的创作。这种密切的交往和切磋，对杂剧艺术的提高以及创作风格的趋同，当然是大有助益的。大都作家群除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外，成就较著者还有纪君祥、杨显之、石子章，王仲文等人。纪君祥，一名天祥，生平事迹不详。钟嗣成《录*簿》说他“配李寿卿、郑延玉同时。”所撰杂剧６种，今存《赵氏孤儿》１种，另《松阴梦》有残曲存于《雍熙乐府》等曲籍中。《赵氏孤儿》是一部历史剧。其本事见于《左传》、《史记·赵世家》，但两书所记差异较大。本剧主要依据《史记》敷演而成，但情节上作了较多改动。剧本写春秋时晋灵公昏愦不君，武将屠岸贾擅权，将大臣赵盾满门抄斩，其子驸马赵朔亦被逼自杀。赵朔妻在幽禁中生下赵氏孤儿，被赵朔门客程婴偷带出宫。屠岸贾得知后，下令屠杀全国所有半岁以下婴儿。程婴为保赵家骨血，与退休老臣公孙杵臼商议，将自己的儿子送给公孙，顶替赵氏孤儿，然后出首，揭发公孙收藏了赵氏孤儿。结果程子被杀，公孙自杀，程婴被屠岸贾收留为门客，所携赵氏孤儿也被屠岸贾认为义子。２０年后，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告之以真相，终于报了大仇。《赵氏孤儿》显然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剧作。奸臣屠岸贾的残暴狠*与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构成了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屠岸贾为了个人私怨而杀害赵盾全家，为了搜捕赵氏孤儿而不惜下令杀全国的小儿，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径，使他成为邪恶的化身。由于他得到昏君的宠信，掌握了大权，这就使得程婴、公孙杵等人为救护无辜而进行的斗争特别艰巨，甚至要以牺牲生命和舍弃自己的后代为代价，从而构成了全剧惨烈悲壮的基调。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将此剧与关汉卿的《窦娥冤》并提，指出：“剧中虽有恶人交扌冓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洵为切中肯綮之论。剧本最后以除奸报仇结局，则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复仇的主题。在对《赵氏孤儿》的研究中，曾涉及作者写作本剧是否有反元复宋的民族意识的问题。宋王室自认是春秋晋国赵氏的后裔，因而对保存赵孤的程婴、公孙杵臼等多次加以追封。南渡之际，徽、钦二帝被掳，赵宋王朝风雨飘摇，“存赵孤”更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治意义。宋室覆亡之后，人们仍把一些忠臣义士、遗民故老反元复宋的行动直接与历史上程婴、公孙杵臼等人保存赵孤的行为相联系。如文天祥曾写诗赞扬抗元忠臣家铉翁云：“程婴存赵真公志，奈有忠良壮此行。”元世祖至元年间，元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珈发掘南宋六代皇帝的陵墓，弃骨草莽，唐珏等人暗中收拾遗骨埋葬。罗有开在《唐义士传》中对此事评论道：“吾谓赵氏昔者家已破，程婴、公孙杵臼强育其真孤；今者国已亡，唐君玉潜匮藏其真骨。两雄力当，无能优劣。”可见，“存赵孤”一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确是一个敏感的、具有强烈*治暗示的话题。我们虽然难以考察纪君祥撰写此剧的真实动机，但在宋亡不久的元代舞台上演出这一历史故事，而且让主人公高唱“凭着赵家枝叶千年咏”，“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标青史、万古留芳”等曲辞，至少在客观上与当时广大汉族人民普遍存在的反元复宋的思想情绪是相吻合的。当然，我们注意到此剧具有民族意识的一面，并不代表此剧的意义仅仅局限在这一点。在邪恶势力黑云压城、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呼唤正义，讴歌为正义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并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应该是此剧广受欢迎、流传久远的更重要的原因。《赵氏孤儿》的人物形象塑造也颇具特色。剧中的一批正面人物形象，作者赋予他们不畏强权，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崇高品格。但他们性格的完成，并不是标签式的抽象道德观念的外化，而是在剧情的展示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加以凸现的，因而显得真实感人。例如程婴，最初受托救护赵孤时，还是出于单纯的报恩思想，而当屠岸贾声言要杀尽晋国“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小儿以后，他的舍弃己子的举动，就不仅仅是为一个赵孤，同时也是为了挽救更多的无辜，他的思想境界明显地有一个升华的过程。在剧本第三折，狡诈的屠岸贾让程婴拷打公孙杵臼，以试其真伪。程婴为保住赵孤，既要担当卖友求荣的恶名，又要亲手拷打共谋者，特别是屠岸贾当着程婴的面，亲手将假冒赵孤的程子剁为三段，这都使程婴处于常人所无法承受的精神重负之下。而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强忍悲痛，始终不露破绽。正是在这种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程婴忍辱负重、沉着坚毅、视死如归的思想性格特点，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流传到国外的古典戏剧著作之一。早在公元１７３３年就传到法国。次年法国《水星杂志》发表了法译片断，１７３５年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刊登了法文节译本。从１８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初期，又在英国几经翻译、出版。此外，意、法、德等国著名作家都曾改编上演过此剧。杨显之，大都人，与关汉卿为莫逆之交。贾仲明《凌波仙》吊词说著名女艺人顺时秀称他为“伯父”，可见是一位熟悉勾栏生活，与下层艺人关系密切的作家。所撰杂剧共８种，今存《临江驿潇湘秋夜雨》、《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两种，前一种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临江驿潇湘秋夜雨》，简称《潇湘雨》，是一部以男子负心为题材的作品。儒士崔通未仕前娶张翠鸾为妻，妆信誓旦旦地表示：“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可一旦高中状元，便抛弃发妻而另娶试官之女，以为攀附之阶。当翠鸾历经辛苦找到他时，他不仅不认翠鸾，反诬翠鸾为逃婢，发配沙门岛，并嘱解差在途中将她害死。作品以犀利的笔触，将一个趋炎附势、人格卑下的无行文人的丑恶灵*，无情地揭露了出来。封建社会的某些知识分子一旦得志，往往抛弃原来患难与共的妻子，另娶高门，寻求仕途上的靠山；而许多权贵也希望通过儿女婚事，笼络新贵，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因此造成了种种婚姻悲剧。此剧反映的就是这种现象。从剧本的具体描写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对此类现象的深恶痛绝，和对受害妇女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但剧本的结尾，作者却让崔通在未受到惩罚的情况下，与翠鸾重续鸾胶，显得极其勉强，反映了作者无法找到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的历史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全剧的悲剧性。《潇湘雨》以描写人物心理见长。剧本第三折把荒郊空野、风雨交加的凄凉景象，与翠鸾披枷带锁、负屈衔冤的痛苦心情融为一体，由辞如泣如诉，扣人心弦，宾白关目朴实无华，切合人物情境，历来为人们所激赏。石子章，大都人，生平事迹不祥。所撰杂剧两种，今存《秦翛然竹坞听琴》一种，另一种《*桂娘秋夜竹窗雨》有佚曲载于《词林摘艳》中。《竹坞听琴》写道姑郑彩鸾与书生秦翛然的爱情故事。它的基本戏剧冲突，并不像大多数爱情剧那样着力于表现封建礼教及其代表封建家长与青年的矛盾，而是道家清规戒律与郑彩鸾对世俗生活和人间情爱追求的对立。因此，运用较多“独白”来充分展示人物内心情感世界，乃是此剧的一大特色。“人说道出家的都待要断尘情，我道来都是些假、假！”从郑彩鸾对道庵违背人性的禁欲条规的控诉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于人的正常感情和正常生活要求的肯定，使得此剧成为一曲洋溢着人性光辉的世俗情歌。此剧在情节上多用巧合，曲文晓畅而富情韵，是元剧中较优秀的作品。王仲文，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所撰杂剧１０种，今存《救孝子烈母不认尸》一种。该剧的题旨有两点：一是歌颂贤德刚烈的母亲李氏，她让亲生儿子杨兴祖去应征从*，却将丈夫亡妾所生的次子杨谢祖留在家中。当谢祖被冤系狱时，她为救护谢祖，勇敢地与官府抗争，表现得坚韧顽强。另一点是赞颂清官王翛然的清廉公正。王翛然在历史上实有其人，《金史》有传。民间传说常把一些清官断狱的故事附会在他身上，在元杂剧中，他是一个可与包拯媲美的形象。然而此剧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乃是在描述冤狱过程中对元代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吏治腐败现象的揭露。王翛然说道：“俺这衙门如锅灶一般，囚人如锅内之水，祇侯人比作柴薪，令史比着锅盖。怎当他柴薪爨炙，锅中水被这盖定，滚滚沸沸，不能出气，蒸成珠儿，在那锅盖上滴下，就与那囚人衔着冤枉泪一般。”这里对冤狱的描写，与关汉卿的《窦娥冤》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此剧对元代*户生活也有较具体的描写，颇具历史价值。第二节河北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河北作家群以真定为主，同时旁及大名、保定、涿州、彰德等地区。真定，即今河北正定。这里能够成为前期杂剧创作的重镇，是和它特定的社会*治、经济、文化环境分不开的。隋唐以来，真定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塞，逐渐发展为一个人口稠密，商业繁盛的城市。宋金对峙时期，这里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处。南宋孝宗乾道六年（１１７０），诗人范成大出使金国，途经真定，看到了这里保存的北宋大曲歌舞的演出，不禁感慨系之，说：“虏乐悉变中华，唯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在蒙古灭金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真定一直由汉人世侯史天泽家庭所控制。史氏家族比较注意推行涵养民力、发展生产的*策，曾有效地解决了兵民未分，赋役无定法及国兵奥鲁的骚扰等问题，社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真定路之南门曰阳和，……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倡门，酒垆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上）。从时人的这些实录中不难看出，相对于金元之际北方广大地区生产力所受到的巨大破坏，真定地区可称得上是一块沙漠中的绿洲。真定世侯史天泽父子还是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人。天泽本人是散曲作家，《录*簿》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其子史樟，即史九散仙，也曾撰写过杂剧。他们都喜欢交纳文人。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当权者对文人宽容的态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众多流寓失所的文人名士向真定地区聚集，王若虚、元好问、白华白朴父子，就是其中声名较著者。《录*簿》记载的前期真定杂剧作家主要有白朴、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正卿、史樟、江泽民等七人，此外还有大名李进取、陈宁甫，保定彭伯威，涿州王伯成，彰德赵文殷、郑廷玉等人，他们共同构成了河北作家群。李文蔚，曾任江州路瑞昌县尹。白朴所作《夺锦标》词，题为“得友人王仲常、李文蔚书”，有句云：“梦里封龙旧隐，经卷琴囊，酒尊诗笔。”此词作于至元十七年，词中“封龙”指封龙山，在真定境内。据此可知他们年青时是感情深笃的交往密切的朋友。李文蔚所撰杂剧共１２种，今存３种：《同乐院燕青博鱼》、《张子房圮桥进履》、《破苻坚蒋神灵应》。李文蔚存世的《燕青博鱼》和佚作《燕青射雁》，是元杂剧中仅有的两部写燕青故事的戏。燕青是《水浒传》描写的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之一。作为《水浒传》成书之前在民间流传阶段的一环，此剧与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剧一样，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剧写梁山好汉燕青，因违误*令，被宋江赶下山去，以贩鱼为生，结识了燕和、燕顺兄弟。燕和之妻王腊梅与杨衙内通奸，被燕青发现，与燕和同来捉奸。杨衙内仓皇逃走后，反将燕青、燕和捉拿，下在死囚牢中。后来他们在燕顺的帮助下脱险，并将杨衙内、王腊梅拿获，押上梁山处死。此剧的情节虽然为后来《水浒传》所无，但剧本对权豪势要横行无法的揭露、和对梁山英雄抗暴除害反抗精神的歌颂，与《水浒传》是一脉相通的。此剧曲文本色质朴，如第一折燕青所唱《燕过南楼》曲：我是一个海龙摧鳞去甲，我是一个爬山虎也罗奈消爪敲牙。往常时我习武艺学兵法，到如今半等也不纳。则我这拿云手怕不待寻觅那等瞎生涯，我能舞剑偏不能疙查查敲象板，会轮枪偏不会支楞楞拨琵琶，着甚度年华。将一位失路英雄悲愤无奈的心情刻画得相当生动贴切。孟称舜评此剧文辞“固非名手不办”。唯剧本头绪较繁，人物杂出，脉络欠连贯。尚仲贤，曾任江浙省务提举，后弃官归去。所作杂剧１０种，今存３种：《洞庭湖柳毅传书》、《汉高祖濯足气英布》、《尉迟恭三夺槊》。而以《柳毅传书》最为著名。《柳毅传书》本自唐人传奇《柳毅传》。这一故事在宋元时期流行颇盛，但只有此剧完整保存了下来。剧写洞庭龙君之女三娘，婚后备受丈夫泾河小龙虐待，被罚往水边牧羊。落第书生柳毅路经此处，对龙女的遭遇深表同情，遂为她传书报讯。她的叔叔钱塘火龙闻讯大怒，率领水卒，打败了泾河小龙，救回三娘。后柳毅与三娘结为夫妻。此剧虽然涂抹了一层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折射出的仍然是现实人间社会图景。在封建时代，夫权是捆缚妇女的一条粗大的绳索，造成了无数妇女的悲惨命运。此剧反映的就是这一现实问题。“他鹰指爪，蟒身躯；忒躁暴，太粗疏。但言语，便喧呼；这琴瑟，怎和睦。可曾有半点儿雨云期，敢只是一刬的雷霆怒”。三娘的这些悲怨凄惨的诉说，使我们看到了在夫权压迫下的妇女饱受摧残的身影。柳毅是一个至诚书生的形象。他见义勇为，不辞劳苦，救助受丈夫逼害的无辜妇女，体现了中国人民富有同情心的传统美德。他和三娘人神结合的爱情，符合广大观众的愿望，又具有浪漫色彩，这是此剧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此剧文辞本色而秀丽，关目紧凑而热闹，波澜迭起，境界阔大。第二折钱塘火龙与泾河小龙大战的场景，由正旦扮电母，以向泾河老龙报告战况的形式用曲、白结合说唱出来，明显带有说唱文学向戏曲过渡的痕迹。戴善甫，一作善夫，曾任江浙行省务官。与尚仲贤既是同里，又是同僚，关系密切。所撰杂剧４种，今仅存《陶学士醉写风光好》１种。《风光好》男主人公陶谷史有其人，其故事则出于《南唐近事》、《玉壶夜话》等宋人笔记。剧写宋初陶谷奉命出使南唐，意图说降。南唐丞相宋齐丘令韩熙载设宴款待，席中派妓女秦弱兰对陶进行诱惑。陶正色拒绝，回旅舍后却题“独眠孤馆”隐语于壁上。韩熙载等侦知后，又派弱兰化妆成驿卒之妇勾引陶谷，陶果然中计，并题《风光好》词赠与弱兰。宋齐丘再次设宴，命弱兰当堂歌《风光好》词，陶羞愧难当，遂弃官逃往吴越国，后与弱兰成婚。此剧讽刺了陶谷假道学的面目，但没有简单地将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处理，而是力图揭示在他身上人性的力量与道学要求的对立，灵与肉的搏斗，让人性力量的轻易取胜来凸显道学的虚伪和不堪一击，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学的特色。剧本构思巧妙，意趣盎然，文辞天然本色，是元剧中较优秀的讽刺喜剧。郑廷玉，著有杂剧２３种，今存《楚昭王疏者下船》、《布袋和尚忍字记》、《宋上皇御断金凤钗》、《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崔府君断冤家债主》、《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等６种。关廷玉的现存剧作中既有历史题材，也有公案、神仙道化、社会伦理等题材，呈现出眼界阔大、题材多样化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他的剧作思想内容亦较为复杂。其中既有对元代社会黑暗腐朽现象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又有对封建伦理道德、佛道消极观念的露骨的宣扬和礼赞，两者交织，瑕瑜互见。其中写得较好的是《看钱奴》一剧。《看钱奴》取材于晋干宝《搜神记》中的“张车子”故事。剧写秀才周荣祖上京应举，将家财埋在地下。穷汉贾仁在佛前祈福，因周荣祖的父亲曾对佛不敬，故神灵遂将周家财富借与贾仁２０年。贾仁到周家掘到宝藏，变为大财主，周荣祖则沦为穷人。周荣祖饥寒交迫，无奈将儿子卖给贾仁。贾仁慳吝成性，作了２０年的“看钱奴”，死后财产仍归了周家。这个剧的主旨是借周、贾二人的荣枯转换，宣扬贫富天定，因果报应的思想，消极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用漫画手法涂抹守财奴的形象，把财主贪婪慳吝的心理和伪善狡诈的手段，刻画得入木三分，又有着明显的积极因素。像第二折的贾仁买子，他连别人出卖亲子的钱都要赖掉，连替他作中人的门馆先生都要叫他赔钱。为了攫取财富真是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在第三折，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敷演出买鸭挝油、狗舔指头、马槽发送、借斧断尸等喜剧性场面，刻骨入髓地揭示了一个守财奴损人利己的本性和贪婪慳吝的心理。贾仁这一守财奴的形象，概括了阶级里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我们从明代徐复祚的杂剧《一文钱》中的卢至、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等吝啬*形象身上，可以看到此剧的深远影响。第三节山东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东平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环境、丰厚的民间演剧传统水浒戏创作的中心康进之与《李逵负荆》、高文秀与《又献功》李好古与《张生煮海》武汉臣与《老生儿》山东作家群以东平人数居多，同时也包括济南、棣州、益都等地的作家。元初的东平行台辖境甚广，今天山东省的济宁、兖州、泰安、德州等地区均包括在这一范围内。东平能够成为前期杂剧创作的活跃之地，其情形与真定十分相似。在金末元初这一历史阶段，东平在汉人世侯严实、严忠济父子辖领之下。他们比较注意辖区内社会的稳定，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涵养民力的*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蒙古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直接破坏，保持了辖区内社会的相对安定繁荣。马可波罗在元统一之初曾到过东平，他曾描述东平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城市，商品与制造品十分丰盛”，“有一条深水大河流过城南，……大河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证以史籍，马可波罗的描述大致上是准确的。如刘一清《浅塘遗事》记载，南宋太后等降元后北上，路过东平，曾说：“此处风俗甚好，商旅辐辏，绢、绵价极贱，一路经过，惟此为最。”严氏父子还重视文治，喜延揽人才，“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元史·宋子贞传》）如元好问、杜仁杰、胡祇遹、王磐、杨奂、商挺等著名文人，都曾寓居于东平。又据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严忠济于宪宗二年（１２５１）重修府学，招诸生近百人。著名杂剧作家高文秀，即为府学生员。在那个斯文扫地、芹藻无光的时代，东平地区相对是文士的一方乐土。东平的民间文艺活动也十分活跃。至元三年（１２６６），朝廷一次即“召用东平乐工凡四百一十二人”（《元史·礼乐志》），足见东平本地乐工人数的众多。今南戏《错立身》的女主角王金榜，是早期东平散乐。所谓散乐，指的即是民间剧团和艺人。杜仁杰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生动记录了元代早期杂剧演出的实况，是研究杂剧史的珍贵史料。据一些研究者指出，套曲所描述的演剧场面，正是东平的实际情况。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丰厚的民间演剧传统，如阳光雨露，滋养了东平杂剧艺术之花的茁壮开放。据《录*簿》记载，前期作家中东平籍的有高文秀、张时起、李好古、顾仲清、张寿卿等五人。另外，还有济南的武汉臣、岳伯川、棣州的康进之、益都的王廷秀等，他们构成了山东作家群。谈山东作家群，不能不首先提到他们的水浒戏创作。在全部元杂剧存目的大约三十种水浒戏中，属山东作家群的就有１０种之多，其中康进之２种，高文秀８种。从流传到今天的作品来看，山东作家群不仅创作特色显然和“地利”有关，宋代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根据地梁山泊就在东平地区，当地广泛流传着义*的故事，因而为作家进一步加工创造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康进之所作杂剧两种：《梁山泊黑旋风负荆》、《黑旋风老收心》，均为水浒戏，今存前一种。高文秀，《录*簿》记他是“东平府学生员，早卒。都下人号小汉卿”。可知他大约活动于元初，年龄应小于关汉卿。所作杂剧３２种，今存５种：《黑旋风双献功》、《好酒赵元遇上皇》、《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顺贾大夫谇范叔》、《保成公径赴渑池会》。值得注意的是，高文秀所作３２种杂剧中，水浒戏就有８种，可说是元代写水浒戏最多的作家。存世之作《黑旋风双献功》与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堪称元代水浒戏的双璧。《梁山泊黑旋风负荆》，简称《李逵负荆》。剧写杏花村酒店东主王林之女满堂娇，被假冒宋江、鲁智深的贼人宋刚、鲁智恩抢走。李逵闻知后怒不可遏，上山寨严斥宋、鲁二人，大闹聚义堂。宋江偕鲁智深、李逵下山对质，真相大白。李逵深悔鲁莽，向宋江负荆请罪，最后擒住贼人，使王林父女团圆。此剧成功地塑造了李逵这个农民英雄的生动形象。剧作一开始，就以细腻抒情的笔调，描写李逵对梁山风光的赞美：“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知这碧粼粼春水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真是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李逵心目中梁山优美纯净的景致，乃是梁山正义纯洁的起义事业的物化，从他对梁山景致的赞美，透露出来的正是他对梁山事业的无比热爱。正是基于这种朴素的感情，他不允许任何人，哪怕是他最敬重的宋江哥哥玷污它。因此，当他得知宋江、鲁智深做了有违梁山事业宗旨的事情，便本能地冲上山去，怒斥宋、鲁二人，并欲砍倒象征正义的杏*旗。这一举动，充分展示了李逵视梁山事业为生命，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同时又颇粗鲁莽撞的性格。下山对质的情节，写李逵对宋、鲁二人抱有成见，对他们的种种猜疑和防备，从而刻画了他戆直、天真又不无小聪明的可爱性格。真相大白后的负荆请罪，则写出了李逵豁达的胸怀和勇于认错的品质。总之，剧作多角度地展示了李逵的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血肉饱满，气足神完，极富感染力。此剧的另一特色是喜剧手法的成功运用。李逵和宋江的矛盾是剧本的主要矛盾，它是由误会产生的。误会本身是虚假的，而误会所以产生的缘由却是严肃的，因而从误会中自然而然生发出一系列喜剧性情节。如李逵上山问罪，从旁敲侧击到正面冲突，从挥斧砍旗到堂前*赛，自以为真理在握，步步进逼，气冲牛斗。而李逵是煞有介事，就越显得滑稽可笑。在下山对质途中，李逵对宋江行走的快慢，总能找出他认为合理的解释，使误会由于错觉而进一步加深。宋江由于胸有成竹，不仅不计较李逵的无礼，反而不时对他进行挑逗。这种从人物性格出发的误会性冲突，使此剧充溢着浓郁的喜剧气氛，同时也深化了人物的性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简名《双献功》，又作《双献头》。剧写李逵奉宋江之命保护孙荣赴泰安进香。孙荣之妻郭念儿与白衙内有私情，白衙内遂将孙荣陷害入狱。李逵入监探视，巧救孙荣出，并放走满牢囚犯。最后李逵杀死白衙内、郭念儿，携人头回梁山献功。水浒故事中的李逵本是个粗粗豪莽撞的人物，此剧也基本保持了这一性格特征。例如他杀了白衙内之后，蘸着鲜血在墙上大书：“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杀了白衙内来。”活脱脱一个敢做敢为豪气干云的草莽英雄形象。然而此剧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作者以浓彩重墨突出刻划了李逵性格中细心机敏的一面，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例如第三折，一向快人快语，动不动抄起板斧就砍的李逵却表现得十分精细，他装傻扮痴，捉弄牢卒，巧妙地用蒙汗药将其麻翻，结果无须动刀动枪，成功地救出了孙荣和满牢囚人。粗莽与精细，本来是两个相反的概念，但高文秀却能将它们和谐地统一在李逵身上，从而显示了人物性格刻划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此剧关目紧凑，曲白质朴自然，切合人物身份又富有生活气息。高文秀显然是位熟谙舞台演出三昧的当行作家。他被时人称为“小汉卿”，并非过誉。在山东作家群中，李好古和武汉臣的创作也较有特色。李好古，撰杂剧３种，今存《沙门岛张生煮海》１种。此剧与尚仲贤的《柳毅传书》一样，写的是一出人神相爱的故事，富有神话色彩，但它所反映的，实是人世间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女主角龙女琼莲的唱词：“普天下旷夫怨女便休教间阻，至诚的一个个皆知所欲”，点明了此剧的主旨，它与《西厢记》“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要求可谓如出一辙。男主角张羽的形象似比《西厢记》的张珙更有所发展。张珙在爱情受到阻隔之后，长吁短叹，表现出书生软弱无能的一面；张羽则大胆抗争，用仙姑所赠的银锅等法宝煮得大海沸腾，迫使龙王作出让步。龙王显然是封建家长的化身，张羽以自己的主动斗争赢得了胜利，这一情节，对现实生活中的青年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此剧曲词清隽优雅，但关目情节稍嫌冗杂。剧末东华仙度脱张羽、琼莲同升仙班的描写，落入神仙道化剧的窠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此剧的思想意义。武汉臣，济南人。著有杂剧１０种，今存《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包待制智赚生金阁》两种，以前一种较有特色。《老生儿》是一出社会伦理剧。它表现的是一个财主家庭围绕子嗣及继承权所引发的纠纷，展示了血缘区分亲疏远近的封建家庭成员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让人们透过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看到了其真实的一面，极具认识价值。剧作刻划人物真切自然。像主人公刘从善盼子心切，平日最怕人骂“绝户的刘员外”。当他得知侍婢小梅有了身孕时，“频频的加额，落可便暗暗的伤怀”。把一个财主对家世无人继承的恐惧与悲哀，以及对得子的期盼和喜悦等复杂的内心活动，表现得细腻真实，生动传神。剧作语言生动，曲白相生，尤以宾白的朴质本色而为后世人们所赞赏。第四节山西作家群的杂剧创作
平阳显要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石君宝与《秋胡戏妻》、《曲江池》李潜夫与《灰栏记》吴昌龄与《西天取经》山西作家群居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地区），兼及太原、大同等地区。平阳为晋南*治、*事重镇，“东边上*，西略*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所以制关中之肘腋，临河南之肩背”（顾祖禹《读史方舆经要》），地理位置十分显要。在蒙古灭金过程中，这一地区也曾遭受战火波及。但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初平阳地区已有人口二十七尤馀人，是仅次于大都的人口最多的地区。元太宗八年（１２３６），“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元史·太宗本纪》）。元世祖中统二年（１２６１），曾诏令“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兵籍，毋令出征，条耕屯以给*饷”（《元史·世祖本纪》）。以上材料显示，平阳乃是元初经济较快得到恢复、社会较为稳定和繁荣的地区。平阳地区有着民间艺术的深厚传统。宋金时期盛行于民间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其发源地就在这一地区。宋王灼《鸡碧漫志》卷二云：“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北宋时的泽州，即属金代的平阳府。而诸宫调对杂剧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早已被元剧研究家所肯定。近年来，在这一地区陆续发现了大批宋金元时期的戏曲文物，如舞台、戏雕和壁画等，说明这里的戏曲演出活动十分活跃，不局限于城镇的勾栏瓦舍，而且深入到了广大的农村、乡镇。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孕育下，平阳成为元代杂剧创作繁荣的地区，是题中应有之义。据《录*簿》记载，前期杂剧作家中平阳籍的有六人：石君宝、于伯渊、赵公辅、狄君厚、孔文卿、李潜夫；太原籍两人：李寿卿、刘唐卿；大同籍人一：吴昌龄。他们构成了山西作家群。其中以石君宝、李潜夫、吴昌龄等人的创作较有特色。石君宝，著杂剧１０种，今存３种：《鲁大夫秋胡戏妻》、《李亚仙花酒曲江池》、《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其中《紫云亭》只有元刊本，宾白不全，难以窥其全貌。《秋胡戏妻》的故事源自汉代刘向《列女传》，唐代则有《秋胡变文》，可见是个流传颇广的民间故事。石君宝在这一基础上，对这个故事作了进一步加工改造，成功地塑造了勤劳、善良，具有坚贞的操守和顽强的反抗精神的劳动妇女罗梅英的艺术形象。罗梅英的思想性格，主要是通过两场尖锐的戏剧冲突凸现出来的。一是反抗李大户的逼婚。梅英与大夫秋胡新婚只三日，秋胡就被勾去当兵，一去十年，杳无音讯。梅英在家侍奉多病的婆婆，采桑养蚕，担水卖浆，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财主李大户利用财势，串通梅英娘家父母，欲图娶她为妻。在富贵与贫穷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面前，梅英表现得十分刚烈，她抢白了父母，打走了李大户，表现出坚贞不屈、视富贵如粪土的崇高品德，同时也为她后来与秋胡斗争，作了有力的铺垫。戏的高潮出现在第三折。秋胡做了高官，衣锦还乡，在桑园巧遇梅英。由于两人分别时间太久，彼此已不认得。秋胡见梅英长得标致，竟无耻地加以调戏，并以*金为诱饵。这自然遭到梅英的严词拒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梅英弄清真相后，尽管秋胡是她日思夜想了十年的丈夫，尽管秋胡此时做了高官，并给她带来了金冠霞帔，她也决不原谅秋胡的丑行，向他索要休书，誓与他一刀两断。这就把一个自尊自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劳动妇女形象鲜明生动地刻划了出来。此剧曲词本色泼辣，与人物思想性格十分吻合。如梅英严词痛斥秋胡的唱词：“〔三煞〕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递；搂我一搂，我着你十字阶头便上木驴。哎！吃万剐的遭刑律！我又不曾掀了你家坟墓，我又不曾杀了你家眷属。”排比的句式，如串串响雷，使梅英愤激的感情得到充分宣泄。《曲江池》演妓女李亚仙与书生郑元和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产生于唐代，原名《一枝花》。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元稹曾听艺人说唱这个故事，三个多时辰还没有说完，可见它内容的丰富，后来白行简将它改写成传奇《李娃传》。宋以后又被改为话本、唱本流传。《曲江池》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比《李娃传》大大提高了一步。作者删去了李娃参与鸨母用欺骗手段赶走郑元和的情节，改成她和鸨母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维护自己的爱情幸福。她说：“常言道：娘慈悲，女孝顺；你不仁，我生忿。”这就把封建家长对子女的统治改变为对等的关系，使李亚仙的艺术形象更显得完美。看来，塑造性格刚烈、敢于斗争的下层妇女形象，正是石君宝剧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剧本还揭露了郑父的虚伪凶残，鸨母的势利狠*，暴露了封建社会种种黑暗现象。但最后仍以父子相认，一门团聚的方式结束，尚未摆脱《李娃传》的影响，从而弱化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李潜夫，字行道，一作行甫，绛州（今山西新绛）人。绛州元代属平阳路。《录*簿》贾仲明吊词说李潜夫为“绛州高隐”，过着“养素读书门镇掩”、“恬淡齑盐”的隐士生活。有《包待制智赚灰栏记》杂剧一种传于世。《灰栏记》是一出公案剧。剧作对元代吏治的腐败，恃强凌弱、欺诈浇薄的社会风气，以及下层妇女苦难的生活境况均有所反映，有一定现实意义。但此剧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包拯断案的情节。针对两个妇女共争一个孩子的棘手案件，包拯并没有按常规靠侦查掌握人证物证去破案，而是根据母亲爱子的心理，巧设灰栏计，把小孩放在用白粉画成的圆圈（灰栏）中，让两个女人同时用力把孩子拉出栏外，并声言：“若是孩儿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得出来；不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不出来。”结果孩子亲身母亲因怕孩子皮肉受苦而不忍用力，孩子被假母亲拽出。包拯却由此断定拽不出孩子的是亲生母亲。这一故事不落俗套，充分表现了包拯的智慧，也使得剧情悬念丛生，波澜起伏，有很强的戏剧性。这类审判二母夺一子的故事，早在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中就有类似记载。另外同类故事，在古代东西方国家如印度、希腊、罗马等也有流传。《旧约》中所罗门王以剑判争儿案也与此相类似，故这个戏较受国外观众的欢迎，早在１９世纪就被介绍到欧洲。现代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还据此改编为《高加索灰栏记》。吴昌龄，西京（今山西大同）人，延祐年间曾任徽州路婺源知州。著杂剧１１种，今存《花间四友东坡梦》、《张天师夜祭辰钩月》２种，另《唐三藏西天取经》有两折残曲存于明止云居士编《万壑清间》中。吴昌龄的创作成就并不算太高，他为后世所推重，主要因为他是元代写西游戏最多的作家，著有西游故事杂剧３种：《哪咤太子眼睛记》、《*子母揭钵记》和《唐三藏西天取经》，遗憾的是前两种未能保存下来。从现存《西天取经》的两个残折，我们得以窥见《西游记》小说成书之前取经故事在民间流行的情况。另外，吴氏的作品中还保留了一些宋元习俗。如宋元说话有“说参请”一类。吴自牧《梦梁录》谓：“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可知其内容为僧人师徒之间或僧俗之间参禅悟道、问难斗智。吴氏《东坡梦》杂剧所写苏东坡访佛印的情节，完整地保留了一段说参请，这是研究宋元说话艺术的宝贵资料。第六章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元*挥师江南，占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在杭州设立两浙都督府，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改杭州路总管。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立江浙行省，以杭州为省治。这期间，北人大批南下，来到这片新征服的土地。据《元史·崔彧传》载，到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南流的人口便已达到１５万户，超过当时北方总户数的十分之一。而且有元一代，北方人口南流的趋势一直不曾停止。在繁华的南宋都城杭州，北来的人口熙来攘往。陈旅在《送张教授还汴梁》一诗中说道：“莫向春风动归兴，杭州半是汴梁人。”（《安雅堂集》）兴盛于北方的杂剧艺术，也伴随南征的大*和南徙的人口，来到了南方。富庶的江南，为杂剧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吸引了大批北方杂剧作家和艺人。在北方享有盛名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尚仲贤、李文蔚、戴善夫、侯正卿等人，纷至沓来，或游历，或卜居，或出仕，继续着他们的杂剧活动。著名杂剧演员如珠帘秀等，也辗转来到扬州、杭州等地演出。至于许多曲家诗人如胡祗遹、王惲、徐琰、鲜于枢、侯克中、卢挚等，也来到南方，并且和剧作家、艺人联系密切。一时间星河灿烂，名家汇聚，杂剧的重心遂向以杭州为中心的南方戏剧圈转移。第一节杂剧的南移与衰落杂剧的南移以杭州为中心的创作圈杂剧的衰落体制的局限杂剧的南移路线，主要是沿着大运河和长江水路。除杭州外，扬州、建康（南京）、平江（苏州）、松江（今属上海）等江南名城，也是杂剧荟萃之地。当时，南征的大*和南徙的人口，构成了第一批杂剧观众。杂剧以其融说唱、歌舞、表演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和慨慷劲切的音乐声腔，使南方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北宋时杭州已为东南第一州，到南宋，杭州作为南宋京城，人口流动和*治等因素，促进了南北语言的汇集，形成了独特的“官话”系统，因此，土生土长的南方居民对中原音韵也不生疏。这使得以北方语言为依托的杂剧，很快就为杭州观众接受、喜爱。杭州众多的勾栏瓦舍，转眼成为北杂剧的演出场所。良好的条件和机会，反过来更吸引大批杂剧作家和戏班源源南下，寻求发展。所以元初杂剧迅速在南方紥下深根，杭州和大都（北京），分别成为南方和北方戏剧圈的活动中心，它们彼此呼应，交相辉映，迎来了元代杂剧的鼎盛时期。南方戏剧圈的杂剧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至大德（１２９７～１３０７）年间。这期间杂剧初入南方，擅风骚者是在北方已经享有盛名的作家。他们不仅带来了已在北方流传的名剧，还继续写作新篇。像身为“杂剧班头”的关汉卿，在《望江亭》杂剧中插入了南戏片段，表明了这部喜剧极有可能作于南方。至于马致远、尚仲贤、戴善夫等，均出于任过江浙行省务官，他们的许多杂剧作品，正是在南方撰写并在南方流传的。这一批杂剧名家，继续保持着北方杂剧初兴时期那种生气勃勃的精神，以关怀现实的充沛感情，为杂剧赢得南方观众的喜爱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为元武宗至大（１３０８～１３１１）到元文宗天历（１３２８～１３３０）至顺（１３３１～１３３２）年间。这时，关汉卿等杂剧名家陆续退出舞台，代领风骚的是郑光祖、乔吉、宫大用、秦简夫等人，他们虽然来自北方，但主要创作活动是在南方。同时，南方籍杂剧作家如金仁杰、杨梓、朱凯、沈和、范康、王晔、屈子敬、鲍天佑等也崭露头角，成为杂剧创作的生力*。这期间，杂剧及散曲已被奉为“乐府”正宗，如江西周德清撰写了总结北曲音韵的《中原音韵》，而祖籍大梁、久住杭州的钟嗣成，则撰写了记述杂剧作家作品的《录*簿》，开始了对杂剧的总结与评论。人们对理论和经验的探索，也表明杂剧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杂剧创作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明显体现出南方的人文色彩，创作风格趋向典雅，创作题材多为文人韵事和仙道隐逸；宣扬伦理的题旨日益加强，而积极的精神日渐消退。原先“本色”与“当行”并重的做法，转为侧重辞藻的华美，而剧作的舞台性则有所忽视；就某些剧本的单折而言，虽不乏佳篇，可作诗读，但从整本来看，则缺乏佳构，不太适于场上演出。这便为杂剧的衰落种下基因。一旦时势变迁，文人参与减少，杂剧创作便出现危机。第三个阶段，为元顺帝朝（１３３１～１３６８）到明初，这一时期，在北方戏剧圈，杂剧创作日见沉寂，而处于南方戏剧圈的杂剧，也是萎靡不振。于是，杂剧便走向衰落了。杂剧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体制上的缺陷，是导致它日益衰微的重要原因。它由一人主唱的形式，明显地有着说唱文学的痕迹，这固然可以使主角尽情发挥，能较透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其他角色只能作为陪衬，也必然限制了作家的发挥。其第四折多成强弩之末。相比之下，南戏在体制上较杂剧更合于戏剧的本质。当南戏吸取了杂剧的优点，由粗转精，也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随着《琵琶记》和《拜月亭记》等作品的出现，南戏这个综合了杂剧体制所长，又能扬弃其所短的剧种，便取代了杂剧，成为剧坛的主流。第二节郑光祖《倩女离*》《王粲登楼》《梅香》活跃在南方戏剧圈的杂剧作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郑光祖。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人。生于元世祖至元初年。《录*簿》说他“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平阳地区杂剧活动频繁，郑光祖从小受到戏剧艺术的熏陶，青年时期置身于杂剧活动，享有声誉。但他的活动主要在南方，成为南方戏剧圈中的巨擘。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激赏郑光祖的文词，将他与关、马、白并开。约于泰定元年（１３２８）前后，郑光祖卒于杭州。他一生写过杂剧１８种，今存《倩女离*》、《梅香》、《王粲登楼》、《周公摄*》、《伊尹扶汤》等８种。元杂剧作家用同一题材作剧，后出者为次本。郑光祖的剧作即大多系翻用前人旧作而为次本。《倩女离*》是郑光祖的代表作。本事出于唐代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记》。宋代人改编为话本，金代人则编为诸宫调。元杂剧初期作家赵公辅有同名剧本。郑光祖的《倩女离*》杂剧当是参照赵作及有关说唱材料改编而成的。剧本写张倩女与王文举系指腹为婚，王文举长大后，应试途经张家，欲申旧约。倩女的母亲嫌文举功名未就，不许二人成婚。文举无奈，只得独自上京应试。倩女忧思成疾，卧病在床，她的*灵悠然离体，追赶文举，一同赴京，相伴多年。文举状元及第，衣锦还乡，携倩女回到张家。当众人疑虑之际，倩女*魄与病躯重合为一，遂欢宴成婚。这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郑光祖以优美的文笔，从两个方面叙写了女子在礼教抑制下精神的痛苦。一方面，倩女的*魄，代表了女性对爱情婚姻的渴望与追求。倩女爱恋的是文举本人，她不在乎有无功名，担心的倒是文举高中后别娶高门。在离*的状态下，她大胆冲破礼教观念，与心上人私奔，遂了心愿。另一方面，现实中倩女的躯体，则只能承受离愁别恨的熬煎，病体恹恹。当文举中了状元，寄信给张家，说“同小姐一时回家”是，病中的倩女以为文举另娶，悲恸欲绝。显然，既渴求爱情婚姻，又面对礼教禁锢，这便是封建时代女性的的真实处境。她们唯有在非常的情况下，才能挣脱束缚，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一旦“灵*出窍”，精神获得自由，她们便表现得热情似火，敢作敢为。在这里，离开躯体的倩女之*，寄寓着挣脱礼教枷锁的女性的心态；至于倩女在家中的病躯，那种幽怨悱恻，凄凄楚楚，正体现出礼教禁锢下广大女性的百般无奈。剧中，郑光祖让离*与躯体有不同表现，这一艺术处理，当给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的创作以有益启迪。《倩女离*》词藻俊美，刻划人物细致入微。如第三折：〔醉春风〕空服遍面眩药不能痊，知他这腌臜病何日起，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也只为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会家缥缈呵忘了*灵，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壳，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迎仙客〕日长也愁更长，红稀也信尤稀。春归也奄然人未归。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我则道相隔着几万里。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玕翠。王国维评说：“此种词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梅香》是一部模仿《西厢记》而作的爱情剧。演唐代裴度之女小蛮与白敏中的爱情故事，而主角则是婢女樊素，相当于《西厢记》中的红娘。剧中小蛮与白敏中私期暗约，樊素传书递简，最终有情人成了眷属。戏中处处可见《西厢记》的影子，但又有所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它将《西厢记》五本的内容压缩于一本之中，还在于它只写青年男女发乎情止乎礼，虽对爱情有所追求，却又没有逾越礼教伦理范围。它磨去了《西厢记》那种反封建精神，只传播传统社会所允许的所谓文人风流趣事。在戏里，樊素唱词说白满是之乎者也，引经据典，更多带有文人气息，而与婢女的身份不符。至于元曲虽也典雅工整，但嫌板滞。可以说，《梅香》的出现，反映了传统思想的惰力对南方作家创作的影响。郑光祖的《王粲登楼》，据东汉王粲的《登楼赋》虚构而成。它的情节平淡，人物塑造一般，但曲文挺拔，颇具感的人力量。如第三折，作者写王粲落魄荆州，登楼作赋，抒发了游子飘零、怀才不遇的感情：〔迎仙客〕雕檐外红日低，画栋畔彩云飞。十二栏干、栏干在天外倚。我这里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叹酸嘶，越搅的我这一片乡心碎。〔红绣鞋〕泪眼盼秋水长天远际，归心似落霞孤鹜齐飞。则我这襄阳倦客苦思归。我这里凭阑望，母亲那里倚门悲。争奈我身贫归未得。〔普天乐〕楚天秋山叠翠，对无穷景色，总是伤悲。好教我动旅怀，难成醉，枉了也壮志如虹英雄辈，都做助江天景物凄其。气呵做了江风淅淅，愁呵做了江声沥沥，泪呵弹做了江雨霏霏。这几支曲子意象开阔高远，感情激越真挚，堪与王粲《登楼赋》媲美。剧中王粲宣泄的怨愤，也正是作者客寓他乡、沉抑下僚、终生不得志的感情吐露。它是元代由北方南下的文人飘泊未遇心境的写照，所以特别易于引起失意文人的共鸣，容易受到人们的激赏。第三节乔吉与宫天挺《两世姻缘》才子佳人题材《范张鸡黍》隐逸情调乔吉（１２０８？～１３４５）是南方戏剧圈中重要的作家和散曲名家。他字孟符，号笙鹤翁，又号惺道人。原籍山西太原，流寓杭州近四十年。钟嗣成在《录*簿》中说他：“美姿容，善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又作吊词云：“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百年光景还争甚？空赢得，雪鬓侵，跨仙禽，路绕云深。”从中约略可见乔吉的为人与处境。乔吉作剧１１种，今存３种：《两世姻缘》、《扬州梦》、《金钱记》，都以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为题材，创作风格与郑光祖相近，但语言更为清丽，与所叙写的爱情故事相得益彰。乔吉的代表作是《两世姻缘》。故事本于唐范摅的《云溪友议》。写书生韦皋与洛阳名妓韩玉箫相爱，被鸨母拆散，玉箫忧思成疾，恹恹而死。死后转世为荆襄节度使张延赏的义女。１８载后，韦皋得第出征叶蕃立下大功，班师途中拜访张延赏，筵间与玉箫相见，忆及前世事，引起一番波折。后经皇帝为媒，才了结了两世姻缘。剧中男女双方对爱情的追求热烈而执著，生死不渝，奇情动人。这个戏情节曲折，富有戏剧性。如第三折再世的玉箫与韦皋重会，而张延赏不知底里，怪罪韦皋，争执之间，几乎刀兵相见，使情节跌宕起伏，奇趣横生。曲辞也跌荡生姿，颇多丽词佳句。如第二折写玉箫对韦皋的思念：〔集贤宾〕隔纱窗日高花弄影，听何处啭流莺。虚飘飘半衾幽梦，困腾腾一枕春酲。趁着那游丝儿，恰飞过竹坞桃溪，随着这蝴蝶儿，又来到月榭风亭。觉来时倚着这翠云十二屏，恍惚似坠露飞萤。多咱是寸肠千万结，只落的长叹两三声。〔尚京马〕我觑不的雁行弦断卧瑶筝，凤觜声残冷玉笙，兽面香销闲翠鼎。门半掩，悄悄冥冥，断肠人和泪梦初醒。《金钱记》写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与京兆尹王辅之女柳眉儿的爱情纠葛。剧中以御赐金钱串作为信物，贯穿全局。中间穿插诗人贺知章主媒，皇帝主婚，李太白宣旨等关目，表现了以“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为人生美事的文人情趣。这个戏情节紧凑，环环相扣，曲折热闹，颇适于舞台演出。《扬州梦》演唐代诗人杜牧的故事。杜牧《遣怀》诗有句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剧本以此命意，牵合杜牧与名奴张好好的一段风流韵事，着意渲染。乔吉有〔折桂令〕散曲，自比杜牧：“文章杜牧风流，照夜花灯，载月兰舟。老我江湖，少年谈笑，薄倖名留。……”可见剧本实即叙写自身景况，投合了元代文人风流自赏的风气。所以贾仲明在〔凌波仙〕吊词中说：“《金钱记》，《扬州梦》，振士林。”宫天挺是南方戏剧圈中一个较有特色的杂剧作家，字大用，原籍大名（今属河北），宦居江南。《录*簿》说他“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卒于常州”。所作杂剧６种，今存《范张鸡黍》、《七里滩》两种。《范张鸡黍》根据《后汉书·范式传》改编而成。写国子监生范式、张劭愤恨权奸当道，绝间仕进，结为生死之交。张劭死，范式千里送葬。太守第五伦慕其德，推荐为官。剧本在歌颂朋友间真挚情感的同时，激烈抨击了仕途的黑暗。词气激烈，痛快淋漓。如第一折：〔哪吒令〕国子监里助教的，尚书是他故人；秘书监里著作的，参*是他丈人；翰林院应举的，是左丞相的舍人。则《春秋》不知怎的发，《周礼》不知如何论，制诏诰是怎的行文。〔寄生草〕将凤凰池拦了前路，麒麟阁顶杀后门。便有那汉相如献赋难求进；贾长沙痛哭谁瞅问？董仲舒对策无公论。便有那公孙弘撞不开昭文馆内虎牢关，司马迁打不破编修院里长蛇阵。〔六么序〕您子父们轮替着当朝贵，倒班儿居要津。则期瞒着帝子王孙。猛力如轮，诡计如神。谁识您那一伙害*民聚敛之臣？现如今那栋梁材平地上刚三寸，你说波怎支撑那万里乾坤？都是些装肥羊法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七里滩》，写严子陵蔑视功名富贵，谢绝汉光武帝刘秀的征召，隐居七里滩，垂钓为乐。剧本借古讽今，反映了作者对现实黑暗*治的愤慨和失望，表露了对隐士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作者曾为严子陵钓台所在的钓台书院山长，他把自己为权豪所中，不受重视的经历，化为慷慨激昂的文字：〔离亭宴煞〕（当作〔鸳鸯煞〕）九经三史文书册，压着一千场国破山河改。富贵荣华，草芥尘埃。畅道禄重官高，寘是祸害；凤阁龙楼，包着成败。您那里是舜殿尧阶，严光呵，则是跳出十万丈风波是非海。这种因不满现实，转向隐逸遗世的情绪，是元代后期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由于宫天挺的作品感情激越奔放，笔力猷劲，所以王国维称他“瘦硬通神，独树一帜”（《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第四节金仁杰杨梓秦简夫《追韩信》《敬德不伏老》《东堂老》金仁杰（？～１３２９）是南方土生土长的杂剧作家。他字志甫，杭州人。与《录*簿》作者钟嗣成为好友，二人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天历元年（１３２８）授建康（今南京）崇宁务官，次年卒。著有杂剧７种，均为历史题材。今存《萧何月下追韩信》一种。剧本着力描写楚汉之际韩信怀才不遇的苦闷与彷徨，尤其是“烟波名利”两难的处境。曲文质朴而雄浑。如第二折〔双高·新水令〕套：恨天涯流落客孤寒，叹英雄半世虚幻。坐下马空踏遍山水难，背上剑枉射得斗牛寒！恨塞于天地之间。云遮断玉砌雕栏，按不住浩然气透霄汉。〔驻马听〕回首青山，拍拍离愁满战鞍；举头新雁，呀呀哀怨伴天寒。指望学龙投大海驾天关，刬地似*骑羸马连云栈。且相逢，觑英雄如匹似闲，堪恨无端四海苍生眼。……明沈采《千金记》传奇第二十二出《北追》即袭用了此套曲文。此折在昆曲中一直传唱，为少数至近代仍能演唱的北曲套数之一，可见其舞台影响。钟嗣成说金仁杰的创作，“虽不骈丽，而其大概，多有可取之处”（《录*簿》），为中肯之论。杨梓（１２６０～１３２７），浙江海盐人。在元代杂剧作家中，他是官位最高的一位。杨氏为海盐大族，家至巨富。杨梓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１２９３）征爪哇，以功封安抚总使，官至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致仕后居杭州，卒谥康惠。杨梓喜好音乐，与散曲名家贯云石交好，北曲得贯氏真传。杨梓家有乐班，其家僮皆擅长南北歌调，杨家以能歌著名于浙右。杨梓所作杂剧存《敬德不伏老》、《豫让吞炭》、《霍光*谏》等３种。《敬德不伏老》写唐代尉迟恭（字敬德）故事。叙唐太宗摆庆功宴，李道宗争首座，尉迟恭不满，怒起打伤了李道宗，被贬为庶民。高丽国知秦琼病倒，敬德被贬，遂起兵挑战。唐太宗无奈，派徐茂公诏敬德出战，敬德装疯不从。徐用计激敬德，说是敬德年老惧战，敬德不伏老，慨然出征，大胜受赏。故事根据史书和民间传说改编而成。明代《金貂记》传奇又据此改编，并袭用了第三折的曲文。该套北曲在昆腔中一直保留到现代仍有演出。其中最后两支曲子，表现了尉迟恭老而益坚、忠心为国的精神和豪迈憨直的性格。〔么篇〕我老只老呵老了咱些年纪，老只老呵老不了我脑中武艺，老只老呵老不了我龙韬虎略，老只老呵老不了我妙策神机，老只老呵不了我一片忠心贯日，老只老呵尚兀自万夫难敌。俺老只老止不过添了些雪鬓霜老髭，老只老又不曾驼腰曲背。〔尾声〕老只老呵只我这水磨鞭不曾长出些白髭须。量这厮何须咱费力，他便跳下马受绳缚，着这厮卷了旗卸了甲收了*，拱手儿降俺这大唐国。《豫让吞炭》写战国豫让报答智伯的故事。智伯以国士待豫让，豫让也就以国士报之。作品强调的是一个“义”字。《霍光*谏》演汉代霍光生前反对他儿子封官和女儿为妃，死后又向皇帝托梦，密告他儿子造反的故事，全剧强调一个“忠”字。杨梓以封疆大吏身份作剧，取材角度与一般剧作家有所不同，在剧中倾注了更多的正统观念。从杨梓这样身份的官员参与杂剧创作的情况，可以说明杂剧的地位在南方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秦简夫是元代后期关汉卿本色一派作家的代表。他是大都（今北京）人，杂剧创作颇负盛名，后流寓杭州。著有杂剧５种，今存《东堂老》、《赵礼让肥》、《剪发待宾》３种。其中以《东堂老》最有特色。剧本写扬州富商赵国器，因儿子扬州奴不肖，忧思成疾，临终前把*金和管教儿子的责任，交托给好友李实。李实人称“东堂老”。赵死后，扬州奴结交非人，肆意挥霍，不久即将田产荡尽，沦为乞丐，备尝生活的艰辛。东堂老看准时机，苦心教诲，终于使得浪子回头。东堂老随后告诉原委，将用赵国器所寄之金购得的赵家财产奉还，让扬州奴重振家业。中国传统观念，向来重农抑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人们把商品流通中产生的高额利润，看作是不劳而获的暴利，并且以不言“阿堵物”为高尚。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总把商人作为讥讽和鞭挞的对象。这种情况，元人杂剧中也不乏其例。商人财主，要么像郑廷玉《看钱奴》那样被描绘得贪婪吝啬，要么像《贩茶船》中的冯魁那样，重利轻情，夺人所爱。这类作品揭露金钱的罪恶和商人的弱点，固然有其真实性，但也多少反映出人们轻视商品经济的传统观念，以及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视求取功名为正途的狭隘心态。而秦简夫的《东堂老》，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李实这样一个见财不昧，有情义、重言诺、诚恳可信的商人形象。它肯定了商业行为的正当性，对商人经营的艰辛深表同情。这种违背传统意识而与近代进步思潮更接近的观念，很值得读者注意。东堂老并不讳言追求金钱。因为他看透世态炎凉：“你有钱呵，三千剑客由他们请；一会儿无金呵，……冻剌剌窑中把不到那明，痛亲眷敲门都没个应，好相识街头也抹不着他影。”（第二折〔煞尾〕）他对儿子说，要获取财富，只有更加勤劳地付出：“那做买卖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当*，汤风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风怯雨，门也不出。所以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只子贡能善货殖，遂成大富，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他又说：“我这般松宽的有，是我万苦千辛积攒成。”宣称通过正当途径，凭自己的才智和辛劳获取财产，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是值得自豪的事：“我则理会有钱的是咱能，那无钱的非关命。咱也须要个干运的这经营。虽然道贫穷富贵生前定，不俫咱可便稳坐的安然等？”（第二折〔端正好〕）东堂老这一连串的自白，实际上否定了贫富穷通皆由命的观念，肯定了商人阶层注重实际、刻苦耐劳的人生态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了元代社会日益活跃的商人和手工业主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东堂老》是元代杂剧中写实性较强的一部作品。剧中没有离奇的情节和特异的人物，也没有夸张的语言和华丽的词藻，它真实地描绘正直的商人如何面对险恶的商场和世俗的偏见。整个戏关目紧凑，结构谨严，冲突鲜明，曲辞本色自然，较好地继承了关汉卿杂剧的创作风格。从此剧的取材内容看，它当是秦简夫游历南方之后所作。秦简夫的《剪发待宾》，取材于《晋书·陶侃传》。作者在保有“母贤子孝”传统道德内涵的同时，又虚构了一位“巨富的财主”韩夫人。她颇有识见，主动将女儿嫁给陶侃。这一部作者刻意编结成的喜剧，实际上是元代士商通婚的现实写照。由此可见，秦简夫的作品触及到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道德观念问题，在元人杂剧中，诚属难能可贵。南方戏剧圈中元代后期杂剧创作，较有影响的还有萧德祥的《杀狗劝夫》，王晔的《桃花女破法嫁周公》，范康的《陈季卿竹叶舟》，朱凯的《刘玄德醉走*鹤楼》等，但它们的总体成就并不很高第七章南以的兴起与《琵琶记》
在元代，南方戏剧圈既有杂剧演出，又流行以南曲为唱腔的戏文，两种戏曲体裁相互辉映。
戏文，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育成熟起来的。它最早出现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亦称南词。后人为有别于北曲杂剧，简称之为南戏。
在南戏作品中，《琵琶记》以其耀眼光辉，不仅影照着当时的剧坛，而且笼罩着整部戏曲的历史。在元代，它是戏曲创作的殿*；对明清两代而言，它是传奇的开山之祖。第一节南戏的形成与发展南戏的形成与体制早期南戏作品《张协状元》南戏的产生时间，实际上早于北曲杂剧。明祝允明在《猥谈》中说：“南戏出于宣和（１１２９～１１２５）之后，南渡（１１２７）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赵闳夫是宋光宗赵惇的同宗堂兄弟，他发榜文禁止南戏演出，说明当时南戏的影响已经较大了。徐渭《南词叙录》则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１１９０～１１９５），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可见南戏大约在宣和之后即由温州的艺人创立，到宋光宗朝已流传到都成临安（今杭州），盛行于浙闽一带。在咸淳四年（１２６８），更有太学生*可道创作的《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到南宋末年，南戏已扩展到江西南丰等处，元刘埙《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说：“至咸淳（１２６５～１２７５），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可知当时戏文颇受民众的欢迎，但文人士大夫把它排斥在“正音”之外。宋代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勾栏瓦舍遍布，为众多民间伎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宋室自南渡之后，定都临安，宗室勋戚、文武百官纷纷南迁。温州是南宋除杭州以外最繁华富庶的商业都市，宋高宗在南渡之初，为避金兵，曾浮海逃至温州，以“州治为行宫”（《温州府志》），甚至把太庙也迁来温州（见《宋史》）。北方士绅平民，纷纷随之来到温州，温州人口在短期内骤增一半。城市消费人口与日俱增，进一步推动了温州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是，诸色艺人也纷至沓来，各种民间伎艺云集于此，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南曲戏文，就在这样的土壤中孕育、萌发。南戏是在宋杂剧脚色体系完备之后，在叙事性说唱文学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它是民间艺人“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南词叙录》）构成曲牌连缀体制，用代言体的形式搬演长篇故事，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兴艺术样式。就形式而言，它综合了宋代众多的伎艺，如宋杂剧、影戏、傀儡戏、歌舞大曲，以及唱赚、缠令等在表演上的优点，与诸宫调的关系则更为密切。所有宋代存在的民间伎艺都是南戏综合吸收的对象，说唱文学则是其叙事方式的主要来源。由于它是在其他伎艺成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又能兼采众长，所以能后来居上；另外，由于其他伎艺在表演上有许多地方可以与南戏沟通，使得伎艺演员也能熟练地掌握新兴的南戏，当南戏受到观众的欢迎时，他们便改弦易辙成为南戏演员。而演出队伍迅速扩大，也促进了南戏在东南各地的繁衍。南戏用南方方音演唱，分平上去入四声，不像北曲的入派平上去三声，用韵上也较为宽松，体制上与北曲杂剧有所不同。初期南戏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但还没有形成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南曲轻柔婉转的音乐风格，适合于演唱情意缠绵的故事，与北曲的高亢劲切，宜于表现威武豪放的气概大不相同。器乐伴奏，北杂剧以弦乐为主，南戏则以管乐为主，以鼓、板为节。杂剧一秀只能一人主唱，南戏则场上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独唱、对唱、接唱、同唱，还有在后台用以渲染气氛的帮腔合唱。演唱形式的灵活多变，不仅可以调节演员的劳逸，活跃场上气氛，而且有利于表现各个角色的思想感情，有利于刻划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在结构方面，它以“出”为单位，人物上下场，出而复入，叫做一“出”。一本戏往往长达几十出，演出时间则需要一天甚至多日。南方温暖的气候条件，为通宵达旦的演出提供了便利。南宋戏文，可考的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乐昌分镜》、《陈巡检梅岭失妻》、《王焕》、《张协状元》等。除《张协状元》外，均无传本。这些戏文大都出自书会才人之手，而“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南词叙录》），一些文人甚至把南戏视作亡国之音。因此，在北方，关汉卿、白朴、王实甫等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作家投身于杂剧创作，北方圈杰作纷呈，而南方戏剧圈中，南戏却仍然处于稚拙的阶段，未能得到提高。早期戏剧南戏文本留存极少，也与这些情况有关。据近人搜辑，宋元南戏存目二百三十多种，其中，有传本的１９种，只有佚曲的有１３０种。从现存曲目看，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纠纷的题材，占最大的部分，而表现金戈铁马的英雄题材则极为罕见。显然，南曲音乐的特点，影响并且制约了作家的创作选择。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被收入《永乐大典》里，得以保存，人们统称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中，《张协状元》是南宋时期温州九山书会的才人创作的，其故事则从诸宫调里移植。它是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南宋戏文，弥足珍贵。《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遇盗落难，得到王贫女的帮助，结为夫妻，后来赴京考中状元，忘恩负义，不认贫女，反欲将她杀害。幸而贫女仅伤一臂，又得到宰相王德用的收养，最后同张协重圆。这是一本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戏文，与《赵贞女》、《王魁》同一题材。但既要谴责负心汉，又想保证贫女有个完满结局，只能采取调和的做法，悲剧意识未能贯穿到底。这为元代后期一些作家将早期南戏悲剧作品的结尾改为大团圆开了先例。《张协状元》全本用南方流行的词调和民间小曲演唱，开场时先以说唱诸宫调引入，中间又有许多游离于剧情之外的科诨穿插，这些属初期南戏特征。其故事情节分两条线索进行，是南戏和传奇剧本惯用的双线结构的雏形。剧中人物塑造，颇有可取之处，如写张协对贫女的态度不断变化，从落难相依发展到抛弃乃至杀害，层层深入，颇为细致。《宦门子弟错立身》，古杭才人编。写金国河南府举同知的儿子完颜寿马与走江湖的艺人王金榜的爱情故事。完颜寿马违抗父命，鄙弃功名前程，跟随戏班“冲州撞府”，最后终于使他的父亲同意婚事。他与父亲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封建的正统思想和市民阶层自由平等思想的矛盾。据《录*簿》记载，元李直夫、赵文殷有同名杂剧，南戏当据杂剧改编而成。《小孙屠》，古杭才人编，也是根据同名杂剧改编而成。这是一部公案戏，揭露了官府的糊涂和吏胥的不法，最后由名公昭雪。剧中曲调出现了一支南曲间插一支北曲的“南北合套”的体制，说明南戏已注意吸收杂剧的乐曲来丰富自己。元灭南宋后，形成统一的局面。随着北方的*治、*事势力进入南方，北杂剧的影响也迅速扩展到长江以南，与南戏相汇于杭州为中心的南方戏剧圈，杂剧以其新鲜的内容和精练的形式，获得了南方观众的青睐。“语多尘下”的南戏，较之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杂剧，显然相形见绌。南戏便一度衰落了。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植根于南方人民群众之中的南戏，依然拥有广泛的观众。同时，由于南北两个剧种的汇聚，促进了相互的交流。杂剧作家如萧德祥等开始
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这种软弱性格与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另外，蔡伯喈也是有情有欲的。入赘相府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流露出“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喜悦；但他也确实思念前妻，牵挂父母，经常彷徨苦闷，忐忑难安。他想过弃官而归，又怕与“炙手可热”的牛相发生冲突，招来不测，只想等待三年任满，趁牛相“不提防”，‘双双两个归昼锦“。以为熬过一段时间，便可以既遂功名之愿，又可忠孝两全。其实，当他苦苦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早已是支离破碎。可以说，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或是采取驼鸟式的方法自我安慰，或是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赵五娘形象的刻划也比较成功。她善良朴素、刻苦耐劳，在饥荒年岁，典尽衣衫，自食糟糠，独力奉养公婆，后又营葬筑坟，忍受了常人无法承爱的磨难。在她身上，体现了古代中国妇女的优秀品德。《琵琶记》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揭示出赵五娘的不幸，其实也是礼教纲常所造成的。赵五娘的初愿，是“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甘守清贫的生活。但这位封建时代的小媳妇，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像丈夫赴试这样的大事，她根本不得参与；她曾埋怨蔡公逼试，要拉伯喈去向蔡公劝说，但欲行又止，深怕被责“不贤”，被说要将丈夫“迷恋”。伯喈被迫赴试后，照看公婆的责任全部落在她的身上，使她落到了不得不做孝贤媳妇的境地：“也不索气苦，也不索气苦，既受托了蘋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省了些闲凄楚！”礼教的熏陶，家庭的责任，使她不得不咬紧牙关，只能干脆以做个“孝妇”自解，“索性”两字，充分说明了她的无奈。然而，她的尽心尽力、自食糟糠的行为，如果公婆能够理解，犹可忍受；最不堪的是还要受到婆母的猜忌。蔡婆说：“亲的到底只是亲，亲生孩儿不留在家，今日着这媳妇供养你呵，前番骨自有些鲑菜，这几番只得些淡饭，教我怎的捱？更过几日，和惚也没有。”并对赵五娘诸多责备，甚至怀疑她独自在背地里偷吃过好食。面对内外交困的悲剧命运，赵五娘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徐文长评云：“唉糟吃糠不难，吃婆怨气更难。”（引自《三先生合评本琵琶记》）因为礼法规定媳妇不得与婆母顶嘴，赵五娘纵然心中不平，“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她怨肠百结，只能对糟糠倾诉：〔孝顺歌〕哎得我肚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探持。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出。（吃吐介）〔前腔〕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贵与一贱，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奴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给得公婆甘旨？是朝廷“皇榜招贤”和公公逼试，将她与夫婿“簸扬作两处飞”；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小媳妇的处境，使她“遭砻被舂杵”，“吃尽控持”。这两支曲子，把赵五娘的苦楚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琵琶记》里，作者歌颂了赵五娘的“有贞有烈”，守礼行孝，但以更多的笔墨，揭露了封建社会和伦理纲常给予女性的隐痛。这些也正是作者期待“知音君子另做眼儿看”的“动人”内涵。《琵琶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我们注意。蔡伯喈和赵五娘形象的出现，说明在元代后期，戏剧舞台逐步摆脱了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在形象创作史上揭开了新一页。《琵琶记》的戏剧冲突，也颇有特色。它的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比较广阔展示出生活画面。在关目安排上，特别注意让两条线索交叉进行，让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例如前边写了蔡伯喈蟾宫折桂，杏园奉宴，志得意扬，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典卖钗梳首饰，勉事姑嫜；前边写了蔡伯喈洞房花烛，“画堂中珠围翠拥”，后边接着写赵五娘自食糟糠，公婆愧悔自己误责媳妇，一亡一病；前边写蔡伯喈中秋赏月，“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剪发买葬、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背着琵琶上京寻夫。贫富悬殊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观众加深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认识，在深切地同情赵五娘苦难的同时，体悟到封建伦理纲常的荼*。另一方面，写蔡伯喈在锦衣玉食荣华的时候，时常忧心忡忡，既挂念穷困的家乡，又感受到宦海生涯的不易，“我穿着兹罗襕到拘索我不自在”，“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优裕闲适的环境与人物苦闷沉重的心态，也形成了鲜明的反衬。这些巧妙的安排，有助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气氛，使人物性格呈现得更加鲜明。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琵琶记》最突出的成就，是能配合人物不同的处境以及两条戏剧线索的开展，运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赵五娘一线，语言本色；蔡伯喈一线，词藻华丽。这表明作者充分注意到语言与环境、性格、心理的关系。同时，作为戏剧，《琵琶记》的语言也富于动作性。不少唱词、对白能与角色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例如“琴诉荷池”一出，写蔡伯喈弹错了曲调，牛氏不悦，两人有一段对白：〈生〉……这弦中不弹。〈贴〉这弦怎地不中？〈生〉当原是旧弦，俺弹得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了多时。〈贴〉为甚撇了？〈生〉便是新弦难撇。〈介〉我心里只想着那旧弦。〈贴〉你撇又撇不得，罢罢！新弦、旧弦，暗示旧妇与新妇。这段对白中，话里有话，一石二鸟，细腻地传达出他们的性格以及在规定情景中的神态。又如“赏月”一出，他们同在庭院里对月抒怀，风光旖旎，但“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所言之者，所寓者心”（李笠翁《闲情偶记》卷一）。通过唱词，让观众领略到戏中人物在同一场境中对立的心境。纯熟的语言技巧，使作品的戏剧性得到加强。早期南戏大多出于市井艺人之手，艺术上比较粗糙，其文学性远逊于北杂剧。而《琵琶记》则借鉴和吸收了杂剧创作的文学成就，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临安感叹”、“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大套曲文抒写人物心理的方式，可以说是《梧桐雨》、《汉宫秋》第四折因物起兴手法的延续。杂剧在元末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元代的戏曲活动并未衰落，因为以《琵琶记》为代表的南戏继起了。《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南词叙录》）。到了明代，《琵琶记》更成为人们仿效的典范。就形式而言，它的双线结构，成为传奇创作的固定范式；它的曲律，成为名家曲谱选录的主要对象，也是人们谱曲作剧的直接依据；它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表演艺术，还使它成为演剧的典范，成为每一个演员必须学习的入门戏本；而每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兴起，往往从成功改编《琵琶记》等作品为开端。所以《琵琶记》在明清时期仍活跃于舞台，是戏曲史上传演最广的作品之一。《琵琶记》多达数十种的明代刊本，还表明它同时也是人们案头阅读的对象。从思想内容的影响而言，明代《五伦全备记》、《香囊记》等作品在表层意义上发展了“关风化”的口号；《浣纱记》和“临川四梦”等则间接地从“动人”和载道的内在意蕴中吸取了《琵琶记》的精华。整个明代戏曲，都可以看到《琵琶记》的印痕。所以后人称《琵琶记》为“词曲之祖”。从这个意义上说，《琵琶记》实为元代剧坛之殿*，明代戏曲之先声。《琵琶记》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典戏曲之一。早在１９世纪，就先后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选译和介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还进入百老汇演出，颇受观众欢迎。第四节四大南戏及其他《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元代南戏较著名的作品还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等，后人称为四大南戏，在明清时期传演甚广，影响深远。这些剧本，明徐渭在《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内有著录。它们最初大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成就不高。由于戏曲是一种舞台艺术，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因观众的反馈，这些剧本通常受到戏班和艺人不断的修订和改编，从而带有世代累积型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南戏影响的扩大，文人作家开始加入到南戏创作和改编的行列，经过他们的加工和重新创作，原来稚拙的剧本变得较有文彩，有较强的可读性，从而构成一种基本的写定本，流传后世。这参与写定的文人也就被看作是剧本的作者。在早期南戏作品中，这种情况尤为常见。而到明代以后，随着新的声腔剧种的兴起和观众审美观念的变化，这些成为“经典”的剧目，为了适应明代社会和明代观众的需求，在流传和刊印过程中，又经受了新的改动。而流传至今的宋元时期的南戏作品，大多属于晚明刊本，它们并不完全保有旧貌。这也是戏曲文学特有的现象。《荆钗记》，一般认为是元末柯丹邱所作。现存多种明刻本，以温泉子编集的《原本王状元荆钗记》较近原貌。剧是叙穷秀才王十朋和大财主孙汝权，分别以荆钗和金钗为聘礼，向钱玉莲求婚。玉莲重才而轻财，留下了王十朋的荆钗。成婚后，十朋赴京考中状元，因拒绝万俟相招其为婿的好意，被改调至烟瘴之地潮阳任职。而他邀请母亲带领玉莲前往任所的家书，却被孙汝权套改为“休书”，继母因此逼迫玉莲改嫁。玉莲不从，投江自尽，幸被钱安抚救起。十朋得知玉莲死讯，设誓终身不娶；玉莲也听到了十朋死于瘴疫的误传。后来两从在钱安抚舟中以荆钗相认，重续前缘。另一系统传本则作夫妇在玄妙观追荐亡灵时，意外相逢，得以团聚。据《紫桃轩杂缀》、《瓯江逸志》记载，故事原型写的是十朋负心抛弃玉莲，玉莲投江自尽，与《王魁》、《赵贞玉》属同一类型。今传本改为歌颂“义夫节妇”生死不渝的夫妇之爱，与《琵琶记》改蔡二郎的不道德为蔡伯喈的纯孝，强调“关风化”的倾向是一致的。这体现了元末把书生作为歌颂对象的风气，也与在南方戏剧圈中，较多强调伦理道德的总体倾向相一致。不过，《荆钗记》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儒家的价值观，像王十朋在误闻玉莲死讯后，守情不移，甚至宁无子嗣，也不再娶，就突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纲常观念；钱玉莲重才而轻财，为了自己的信念，甘赴一死，她的“节”，虽有封建贞节的因素，但更多体现了“富贵不能动其志，威逼不能移其情”的品质。剧中涉及如何对待贫贱，如何对等富贵，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继母与前妻子女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旧时代下层民众深为关切的社会问题。因而，它的出现，吸引了广大观众的注意，王世贞称“《荆钗》近俗而时动人”（《曲藻》）。所谓近俗，正好说明它具有贴近现实生活的一面。《荆钗记》情节结构颇为精巧，戏剧性较强。它利用荆钗这一道具贯穿全剧，层次分明地展开冲突与纠葛，因而“以情节关目胜”（徐复祚《曲论》），特别适宜于舞台表演。此外，作者驾奴语言的能力也比较高，吕天成说它“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曲品》）。《刘知远白兔记》，永嘉书会才人编。刘知远是五代后汉的开国皇帝。以一个流浪汉而登上皇帝的大位，他的传奇经历为民间所喜闻乐道。平话、诸宫调、杂剧都有同题材作品。此剧写刘知远落魄流浪，被财主李文奎收留，充当佣工。李文奎因见刘知远睡时有蛇穿其七窍，断定日后必然大贵，就将女儿李三娘嫁给他。李文奎死后，刘知远不堪妻兄李洪一夫妇的欺侮，被迫从*，入赘岳帅府，享受高官厚禄。三娘受尽兄嫂折磨，在磨坊中产下一子，送至刘知远处乳养。１５年后因儿子追猎白兔，与生母相逢，终于惩处李洪一，全家团圆。故事表明了作者“贫者休要轻相弃，否极终有泰时，留与人间作话题”的创作意图。刘知远的发迹变泰，这是旧时代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所羡慕和向往的。李家父女能够慧眼识英雄，扶掖他于草莱之间，使他改变了命运，这样的处理，与《荆钗记》钱玉莲识王十朋于贫贱之时一样，都体现了下层人民的愿望。剧中突出地描绘了刘知远身处贫寒时备受欺凌的屈辱，和最后扬眉吐气的情境，笔调痛快淋漓，引人入胜。剧本对李三娘的描写也很成功。这是一个善良的妇女形象，她在无可奈何之中，只能承受种种非人的磨难，只有等待着丈夫的归来，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她的身上，体现了旧时代广大妇女的悲惨遭遇。《白兔记》富有民间文学的特色，文字上质朴通俗，如“报社”、“祭赛”、“保禳”等出，还保存着一些古代农村风俗和情趣。《拜月亭记》相传为元人施惠所作。原本已佚，以明世德堂刻本较近原貌，其他传本则多题作《幽闺记》，经过明人较多改动。世德堂体剧终〔尾声〕说是“书府番誊燕都旧本”，可知它是根据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而成的。《拜月亭记》写金主诛杀主战派大臣陀满海牙一家，派尚书王镇向敌国求和。海牙子兴福在逃亡途中与书生蒋世隆结为兄弟。敌*入侵，金主适都汴梁。世隆和妹瑞莲、王镇的夫人和女儿瑞兰都在兵乱中失散。瑞兰遇见世隆，在患难中结为夫妻。瑞莲也被王夫人收为义女。后王镇出使回来，在旅店中遇见瑞兰，不愿女儿嫁给患病的穷秀才，强行将瑞兰带走。敌兵退走后，王镇一家在汴京团聚，瑞兰在拜亭前对月祷告，祝夫婿平安，被瑞莲窃听，方知彼此实为姑嫂。后来朝廷开科取士，兴隆、兴福分别考取文武状元。王镇奉旨招两人为婿，夫妇兄妹相认团聚。《拜月亭》的全部情节是在蒙古族入侵金国的战争乱离背景中展开的。在这特定的条件下，穷秀才蒋世隆才得以和尚书之女王瑞兰偶然相识，患难相依，进而相羡相爱，私结百年之好。作品歌颂了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批判了王镇的挟权仗势、嫌贫爱富的行为，最后让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与一般才子佳人儿女风情题材不同是的，作品还写出了广阔的社会风貌。通过重大的事变，让上自朝廷大臣，下至招商店主人、小二的形象，按照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在舞台上显现，把兵荒马乱的岁月，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悲欢离合的故事具有深刻的意义。《拜月亭记》的起伏跌宕，关目生动。在悲剧性的事件中，巧妙地插入巧合、误会的关目。机智有趣的对话，使全剧带上喜剧的色彩。如写乱离中兄妹、母女惊慌失散，瑞兰、瑞莲音近，世隆喊妹“瑞莲”，瑞兰误以为母亲喊她，结果与世隆相遇，在旷野中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得要求与世隆同行；而王夫人喊“瑞兰”，却喊来了瑞莲，两人同病相怜，认了母女。正是这种巧合，使人物的命运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驿中相会”出中，王夫人寄于驿舍廊下，因思女彻夜啼哭不眠，同宿驿舍的王镇被吵得心烦，让人将她们赶走，结果夫妇意外相逢。还有“隆兰拆散”、“瑞兰拜月”等场合，也都有巧合的关目。这些遭遇看似偶然，但在离乱中完全可能发生，由于有实际生活的依据，所以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拜月亭记》的人物刻划相当成功。特别是对王瑞兰的内心的微妙活动以及矛盾心理的描写，更显得细致入微而又富于喜剧性。身为尚书小姐，在旷野中孤零无依时，她无法顾及自己的身份，只能央求蒋世隆挈带同行，甚至主动提出了“权说是夫妻”的建议。但到达旅舍，当世隆正式提出成亲要求时，她心中愿意，却又故作回避，表现出相府小姐的矜持。这一形象的出现，说明南戏的艺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拜月亭记》的语言天然本色，一向为人们称道。试看瑞兰一家驿中相会时的一段曲白：老旦（王夫人）：孩儿，历尽了苦共辛，娘逢人见人寻问。只愁你举目无亲，子母每何处厮认？旦（瑞兰）：我有一言说不尽……老旦：有什么说话？旦：向日招商店蓦忽地撞着家尊……〈哭科〉老旦：孩儿有甚事，说与我知道，不要啼哭。旦：我寻思他眼盼盼人远天涯近。老旦：为甚的来那壁升般恨？外（王镇）：〈怒科〉夫人，你休只管叨叨问。老旦：相公，有甚事争差，且息怒嗔，闲言语总休论。小旦（瑞莲）：贱妆不惧责罚，将片言语陈，难得见今朝分……旦：甚时除得我心头闷！甚日除得我心头恨！这段简短的曲白，把四个人物此刻的情状展现得十分清楚：瑞兰满腔愁苦，欲说还休；王夫人爱女心切，却又絮絮叨叨；王镇气急败坏，蛮横压制；瑞莲左右周旋，从旁排解。这里，本色自然的唱词，与说白浑成一体，很难区分。而曲白相生，耐人寻味，又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明李卓吾认为《拜月亭记》的成就可与《西厢记》媲美，并说：“《拜月》曲白都近自然，委疑天造，岂曰人工！”（《李卓吾批评闺记》）可以说，《拜月亭记》的成就，在四大南戏中是较突出的。《杀狗记》，相传为元末明初人徐Ａ３所作。此剧写富家子弟孙华结交市井无赖胡子传、柳龙卿，并受他们的挑拨而将兄弟孙荣赶出家门。其妻杨月真为劝夫悔悟，设计杀狗，假扮人尸，放在门外。酒醉归来的孙华，误以为祸事临门，便请那些酒肉朋友帮忙移尸，胡、柳二人不仅不肯前来，反而向官府告发；而其弟孙荣则不计前嫌，当即为兄埋“尸”，还在官府前主动承担杀人罪名。最后月真说明真相，兄弟重归于好。这是一出颂扬孝悌观念的社会伦理剧，强调只有手足之亲才是真正可能信赖的，狐朋狗友不足与交。此剧涉及因财产纠纷而引起家庭破坏的社会现象，这也是宗法社会广泛
在元代登坛树帜、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是元曲。而人们通常所说的元曲，包括剧曲与散曲。剧曲指的是杂剧的曲辞，它是戏剧这一在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的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散曲则是韵文大家族中的新成员，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新诗体。在元代文坛上，它与传统的诗、词样式分庭抗礼，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第一节散曲的兴起及其体制风格散曲的兴起散曲的体制散曲的文体风格和审美取向散曲，元代称为“乐府”或“今乐府”。散曲之名最早见之于文献，是明初朱有燉的《诚斋乐府》，不过该书所说的散曲专指小令，尚不包括套数。明代中叶以后，散曲的范围逐渐扩大，把套数也包括了进来。至２０世纪初，吴梅、任讷等曲文家的一系列论著问世以后，散曲作为包容小令和套数的完整的文体概念，最终被确定了下来。散曲究竟兴起于何时，由于缺乏文献，已难以确考。但它产生于民间的俗谣俚曲则是无疑的。这与词产生的情形十分相似。词本来是合乐的歌辞，由于文人参与创作，日益典雅精致，逐渐向脱离音乐的单纯书面文学的方向发展。宋金之际，北方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入据中原，他们带来的胡曲番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一种新的乐曲。这样，逐渐和音乐脱离并且只能适应原有乐曲的词，在新的诗歌形式－－散曲，便应运而生。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里曾对由乐曲的变化，导致词的衰落、“曲”的繁兴有过精辟的表述：“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世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徐渭的这一看法大致是符合实际的。散曲的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小令，又称“叶儿”，是散曲体制的基本单位。其名称源自唐代的酒令。单片只曲，调短字少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但小令除了单片只曲外，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它由同题同调的数支小令组成，最多可达百支，用以合咏一事或分咏数事。如张可久的〔中吕·卖花声〕《四时乐兴》，以四支同调小令分咏春、夏、秋、冬，构成一支组曲；《录*簿》载乔吉曾有咏西湖的〔梧叶儿〕百首，是重头小令之最长者。联章体虽以同题同调的组曲出现，内容上互有联系，但组曲中的各支曲子仍是完整独立的小令形态，故仍属于小令的范畴。套数，又称“套曲”、“散套”、“大令”，是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发展而来。套数的体式特征最主要的有三点，即它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牌联缀而生，各曲同押一部韵，通常在结尾部分还有〔尾声〕。小令和套数是散曲最主要的两种体制，它们一为短小精练，一为富赡雍容，各具不同的表现功能。除此之外，散曲体制中还有一种带过曲。带过曲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如〔雁儿落带得胜令〕、〔骂玉郎带感皇恩采茶歌〕等，曲牌最多不能超过三首。带过曲属小型组曲；与套数比较，其容量要小得多，且没有尾声。可见，带过曲乃是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一种特殊体式。散曲作为继诗、词之后出现的新诗体，在它身上显然流动着诗、词等韵文文体的血脉，继承了它们的优秀传统。然而，它更有着不同于传统诗、词的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表现手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句式。散曲与词一样，采用长短句句式，但句式更加灵活多变。例如，词牌句数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不能随意增损。而散曲则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突破规定曲牌的句数，进行增句。又如，词的句式短则一两字，最长不超过１１字；而散曲的句式短的一两个字，长的可达几十字，伸缩变化极大。这主要是由于散曲采用了特有的“衬字”方式。所谓衬字，指的是曲中句子本格以外的字。如〔正宫·塞鸿秋〕一曲，其末句依格本是七个字，但贯云石的《塞鸿秋·代人作》，末句作“今日个病恹恹，刚写下两个相思字”，变为１４个字了。这本格之外所增加的七个字，就是衬字。至于哪七字属衬字，从以辞合乐的角度看，并无须确指。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较好地解决了诗的字数整齐单调与乐的节奏、旋律繁复变化之间的矛盾。同时，在艺术上，衬字还明显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例如关汉卿《不伏老》套数，〔*钟尾〕一曲，把“我是一料铜豌豆”七字，增衬成“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一来，显得豪放泼辣，把“铜豌豆”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传统的抒情文学诗、词的语言以典雅为尚，讲究庄雅工整，精骛细腻，一般来讲，是排斥通俗的。散曲的语言虽也不乏典雅的一面，但从总体倾向来看，却是以俗为美。披阅散曲，俗语、蛮语（少数民族之语）、谑语（戏谑调侃之语）、嗑语（唠叨琐屑之语）、市语（行话、隐语、谜语）、方言常语纷至沓来，比比皆是，使人一下子就沉浸到浓郁的生活气息的氛围之中。散曲的句法讲求完整连贯，省略语法关系，直接以意象平列和句与句之间跳跃接续等诗、词中常见的写法，在散曲中却较少见，因而，散曲的语言明显地具有口语化、散文化的特点。明凌濛初《谭曲杂札》评散曲的语言“方言常语，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实”。清*周星《制曲枝语》云：“曲之体无他，不过八字尽之，曰：少引圣籍，多发天然而已。”都是对散曲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语言风格的精辟概括。第三，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在我国古代抒情性文学的创作中，尽管存在着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逞风骚的情况，但含蓄蕴藉始终是抒情性文学审美取向的主流，这一点在诗、词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散曲在审美取向上当然也不排斥含蓄蕴藉一格，这在小令一体中表现得还比较突出，但从总体上说，它崇尚的是明快显豁、自然酣畅之美，与诗、词大异其趣。任讷对散曲的这一审美取向作过精彩论述：“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至为尚，不但不宽弛、不令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辞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散曲往往非但不“含蓄”其意，“蕴藉”其情，反而唯恐其意不显，其情不畅，直待极情尽致酣畅淋漓而后止，上举关汉卿《不伏老》套数〔*钟尾〕一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由于散曲多借用“赋”的铺陈白描的表达方式，可以随意增句和增加衬字，可以有顶针、叠字、短柱对、鼎足对等多种手法，也对这一审美取向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之效。从上述散曲的特点可见，比之传统的抒情文学样式诗、词，散曲身上刻有较多的俗文学的印记。它是金元之际民族大融合所带来的乐曲的变化；传统思想、观念的相对松弛；知识分子由于地位的下降更加接近民间，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他们的欣赏趣味反馈于文学创作等一系列因素合力的产物。散曲以其散发着土气息、泥滋味的清新形象，迅速风靡了元代文坛，也使得中国文学的百花园里又增添了一朵艳丽的奇葩。第二节元前期散曲创作书会才人作家平民及胥吏作家达官显宦作家元代散曲作家，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二百馀人，存世作品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套数四百七十馀套。以元仁宗延祐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创作中心在北方，后期则向南方转移。这一点，与杂剧创作的情况基本相似。元前期散曲作家，依其社会身份，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书会才人作家。这一类作家无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自我价值的认定，抑或是道德修养等诸方面，都与传统的文士大相径庭。元代中止了科举，断绝了他们仕进的道路，把他们抛入了社会的底层，甚至混迹勾栏，与倡优为偶。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沉沦，倒是在与下层人民的紧密结合中，脱胎换骨，重获新生。这一类作家大多具有放诞不羁的精神风貌，而在表象之后蕴含的却是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关汉卿、王和卿等即是这一类作家的突出代表。关汉卿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他的著名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可视为“浪子”的一篇宣言，其〔*钟尾〕曲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自来勾，三*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此曲重彩浓墨，层层晕染，集中而又夸张地塑造了“浪子”的形象，这形象之中固然有关氏本人的影子，也可视作以关氏为代表的书会才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当然，曲中刻意渲染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并不可取，但如果我们结合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不难发现，在这一“浪子”的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对传统文人道德规范的叛逆精神、任性所为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以及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认同的新型文人人格的一种表现。此曲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曲中一系列短促有力的排句，节奏铿锵，具有精神抖擞、斩钉截铁的意味。全曲把衬字运用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如首两句，作者在本格七、七句式之外，增加了３９个衬字，使之成为散曲中少见的长句。而这些长句，实际上又以排列有序的一连串三字短句组成，从而给人以长短结合舒卷自如的感觉。这种浪漫不羁的表现形式，恰能表达浪漫不羁的内容，以及风流浪子无所顾忌的品性。关汉卿散曲创作最多的题材是男女恋情，尤其以刻画女子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见长。如下这首〔双调·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男女离别的场面，是古代诗词中的常见题材，如柳永的名篇《雨霖铃》。此曲刻画入微处，可与柳词相埒。但柳词以含蓄蕴藉见长；关曲于含蓄中得到真率直白之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关氏散曲自然本色的主导风格。王和卿，大名（今属河北）人。与关汉卿相友善。为人滑稽佻达。现存小令１１首，套数一篇，另有两个残套。王和卿的散曲从总体上看趣味不高，如《咏秃》、《胖妓》、《王大姐浴房内吃打》等，选材粗俗，更多地表现了市民意识和文化中庸俗的一面。写的较好的是〔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一首：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搧过桥东。此曲用语夸张，构思奇特，极具滑稽诙谐之趣。所咏蝴蝶外表的美丽与其鲁野的行为极不协调，从而产生强烈的喜剧性效果，能够引起人们对一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陋现象的联想，这或许是此曲广受称道的原因所在。第二类是平民及胥吏作家。这类作家在人生遭际、社会地位等方面与第一类作家并无大的不同，但他们不像第一类作家那样比较彻底地抛弃了名教礼法和传统士流风尚。在他们内心深处，倒是不甘仕途失落，并向往实现传统文人价值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屡屡碰壁，理想归于幻灭，因而叹世归隐就成了这类作家创作的主旋律。他们一方面悲愤地感叹世道的不平和个人悲剧的命运，进而对传统价值观产生怀疑；另一方面又希冀以精神上的遁隐作为消解痛苦疗治创伤的药方。元代全真教的流行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这一行为和精神的取向。显然，这类作家对人生所抱的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其中却也蕴含着对封建*治和现实人生的深刻反省。这类作家以白朴、马致远等人为其代表。白朴的散曲创作，今存小令３７首，套数四篇。在这些作品中，叹世归隐之作占了较大的比例。如〔双调·沉醉东风〕《渔父》：*芦岸白蘋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劲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白朴幼经金亡丧乱，此后终生不仕，过着优游闲居生活。曲中所写在澄明的秋江上和鸥鹭相与忘机的渔父生涯，表明了作者对现实功名的否定，和对遁世退隐生活的向往。然而表面的潇洒脱略并不能完全掩盖作者心中的悲愤，“不识字”三字即透出个中消息。强调渔父的不识字可以无忧无虑，可以傲视王侯，所要表现的不正是识字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反感吗？像这一类旷达与悲愤交织之作在白朴作品中屡见不鲜，如“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阳春曲〕《知几》）“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蜺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寄生草〕《劝饮》）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类知识分子精神状况之一斑。除了叹世归隐之作外，白朴较多涉笔的题材还有男女恋情与写景咏物。前者多质朴本色、直白通俗之趣，后者富于文采，有清丽淡雅之美，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马致远是元代创作最丰的散曲作家之一今存小令１１５首、套数２２篇，总计一百三十多首。元代传统文人积极进取与超脱放旷重叠交织的悲剧性人格，在马致远的散曲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马致远早年热衷于功名，但他的仕途却并不得意，所任最高官职不过是从五品的江浙行省务官。长的沉抑下僚，使他饱受屈辱，并对现实的黑暗有了清醒的认识，心中郁结的愤懑不平之气充溢于他散曲的字里行间：“夜来西风里，九天雕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金字经〕）“叹寒儒，谩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题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拨不断〕）这里表面上看，乃是抒发英雄失路之悲，壮志未酬之叹，更深层的意蕴则是发泄传统价值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悲愤。在封建社会中，对现实绝望的知识分子，最容易产生人生的幻灭感和历史的虚无感，并进而乞灵于老庄的保身哲学，将与世无争、超尘绝世的隐居生活作为理想的人生境界，以此逃避现实，获得心理平衡。马至远以他无比的才华，运用散曲的形式，把这一文人心态描摹得淋漓尽致，下面是他的著名套数〔双调·夜行船〕《秋思中的尾曲〔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争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这里描绘了两种人生境界：一是奔波名利，一是陶情山水。名利场中的污浊丑陋与田园的高雅旷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将诗酒还有湖山的恬静闲适作为人生的归宿，这表明了作者彻悟之后对现实的否定，同时在表面的放逸潇洒之下仍然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深沉感情。马致远被誉为“曲状元”，他的散曲在艺术上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与关汉卿散曲浓厚的市俗情趣相比，马致远的散曲则带有更多的传统文人气息。他的套数擅长把透辟的哲理、深沉的意境、奔放的情感、旷达的胸怀熔于一炉，语言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对仗则工稳妥贴，被视为元散曲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小令亦写得俊逸疏宕，别具情致如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仅２８字就勾勒出一幅秋里夕照图，特别是首三句不以动词作中介，而连用九个名词勾绘出九组剪影，交相叠映，创造出苍凉萧瑟的意境，映衬出羁旅天涯茫然无依的孤独与彷徨。全曲景中含情，情自景生，情景交融，隽永含蕴。周德清《中原音韵》赞其为“秋思之祖”，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它“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洵为确评。第三类是达官显宦作家。一般来说，这类作家仕途比较通达，尤其在元初知识分子普遍栖身下层，汉人一般不受重用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说是特别受到命运眷顾的宠儿。所以他们的作品更多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大夫思想情趣。当然，在元代*治极度腐败、民族歧视严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同样有牢骚和不平，但远没有前两类作家那样激愤难抑。在艺术风格上，他们或精工雅丽，或质朴本色，而总体上则偏于曲雅一路，俚俗的成分较少。这一类作家以卢挚、姚燧为代表。卢挚（１２４２？～１３１５），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祖籍河北涿郡，后迁河南颍川。官至翰林承旨。曾出使湖南、江东等地。卢挚在元初颇负文名，文与姚燧并称，诗与刘因齐名，但传世诗文不多。所作散曲今存小令一百二十馀首。卢挚散曲的题材以咏史怀古与隐居乐闲两类为多，无论抒发世事兴衰变幻之哀愁，或是表现田园山林之趣，大抵不出古代士大夫“儒道互补”的精神范畴。倒是一些写景咏物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如〔双调·沉醉东风〕《秋景》：“挂绝壁枯松倒倚，落残霞孤鹜齐飞。四围不尽山，一望无穷水。散西风满天秋意。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此曲化用李白之诗、王勃之文的句意，以清新自然之笔描绘出一幅秋日潇湘的美丽画图，含蕴着作者陶然忘机的情怀。全曲意象明郎，气韵流动，文辞俊朗清丽，不用虚词、衬字，与诗、词的表现手法更接近，体现了疏斋散曲以清雅为主的基本格调。姚燧（１２３８～１３１３），字端甫，号牧庵，河南洛阳人。一生仕途坦畅，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曾主持修撰《世祖实录》。所作散曲存世不多，计有小令２９首，套数一篇。姚燧散曲在取材、内容等方面与卢挚大体相似，如〔中吕·醉高歌〕《感怀》：“十年燕月歌声，几点吴霜鬓影。西风吻直鲈鱼兴，已在桑榆暮景。”曲写自己的宦海行踪，迟暮之感，笼罩着一股淡淡的哀愁。全曲对仗工整，语言雅洁蕴藉，颇似一首小词。姚燧的一些描写男女风情之作，以刻画人物心理活动见长。如〔越调·凭栏人〕《寄征衣》：“欲寄征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难。”思妇题材为古代诗词所常见，但姚燧此曲构思相当巧妙，它不是正面写思念，而是通过写妻子内心的犹豫、为难，处处显示她对丈夫爱之深、念之切。短短２４字，便将思妇细腻微妙的心理，婉曲传出，颇有乐府民歌的淳厚隽永之味。元前期比较著名的散曲作家，还有杜仁杰、杨果、冯子振、陈英等人，也各具风采。第三节元后期散曲创作
散曲文体的日趋成熟完善哀婉蕴藉的感伤情调成为创作主流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张可久、乔右张养浩、睢景臣、刘时中与前期散曲作家大多为北方人不同，后期散曲作家的主体基本上由南方人或移居南方的北方人构成。如公认的后期散曲创作成就最高的两位作家张可久与乔吉，一为浙江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一为长期流寓杭州的太原人。这一现象表明，元代后期，散曲创作在南方得到更为蓬勃的发展。与前期散曲创作相比，后期散曲创作风貌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首先，散曲的题材内容被不断开拓，举凡写景、言情、赠别、怀古、谈禅、咏物、赠答、抒怀等等，几乎无所不涉，无所不能，其表现领域得到极大扩张，从而使诗坛呈现并确立了诗、词、曲鼎足而立的诗体格局。其次，在思想情调方面，前期散曲创作中大量的那种对现实强烈不满和激情喷发的作品大为减少，哀婉蕴藉的感伤情调渐渐成为散曲创作的主流。第三，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追求形式美的倾向。无论是韵律平仄的严谨、语言的典丽，还是对仗的工稳、典故的运用等形式美诸因素，都较前期有所强化。就总体而言，元代后期散曲创作的风格，从前期以豪放为主转变为以清丽为主。张可久，字小山，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１２８０年至１３４８年前后。曾任守典史一类小吏，仕途上不很得意。平生好遨游，足迹遍江南各地。晚年居杭州。有《苏堤渔唱》、《小山乐举》等散曲集。今存小令８５５首，套数９篇，为元人中专攻散曲并存作品最富者。小山散曲取材广泛，举凡写景抒怀、男女恋情、叹世归隐、酬唱赠答等文人生活的各方面，几乎都有涉及，其中不乏愤世嫉俗的悲叹恨之作。如〔正宫·醉太平〕《叹世》：“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造迷*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对道德沦丧、贤愚颠倒的人情世态作了辛辣的讽刺。然而像这类表现其入世情怀的笔锋尖利之作，在小山散曲中并不多见，最能代表其清而且丽，华而不艳创作风格的，是大量的写景之作。如〔*钟·人月圆〕《春晚次韵》：萋萋芳草春云乱，愁在夕阳中。短亭别酒，平湖画舫，垂柳骄骢。一声啼鸟，一番夜雨，一阵东风。桃花吹尽，佳人何在，门掩残红。全由以写景见长，景语又是情语，而所写的眼前景物，多与故实相关，显得典雅工丽，倍能体现缠绵委婉的情味；它攫取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的诗意入曲，使意境更加幽邈深致。小山的这一类散曲，清楚地显示了散曲雅化的趋势，元后期曲风的转变，张可久实在是一个关键人物。乔吉（１２８０～１３４５），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撰有杂剧《两世姻缘》等１１种，今存３种。散曲今存小令２０９首，套数１１篇。他在散曲创作上与张可久齐名，有“曲中李杜”之誉。乔吉一生穷愁潦倒，寄情诗酒，故散曲多啸傲山水和青楼调笔之作。“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正宫·绿么遍〕《自述》）这就是其人生经历和处事态度的自我写照。乔吉散曲的风格同样以清丽婉约见长，讲究形式整饬，节奏明快，勤于锻字炼句。但与张可久的一味骚雅不同，乔吉不避俗趣，雅俗并用，别具一种雅丽蕴藉中涵天然质朴的韵味。如〔中吕·满庭芳〕《渔父词》：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几年罢却青云兴，直泛沧溟。卧御榻弯的腿痛，坐羊皮惯得身轻。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全曲酣写隐逸者乐于避世而又在寂寞的内心矛盾，于恬淡中透出豪俊不凡之气。同时，把典故与俗语糅合在一起，典雅中有天籁，婉丽中有洒脱，充分显现了雅俗兼至的艺术特色。后期比较重要的作家还有张养浩、睢景臣和刘时中。张养浩（１２７０～１３２９），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累官礼部尚书，以直言敢谏著称。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存小令１６１首，套数２篇。张养浩的散曲多写寄情林泉之乐，但也不乏关怀民瘼之作，如下面这道〔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此曲为张养浩晚年在陕西赈饥时所作，它最为人称道的，是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兴亡后面的历史真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八个字，鞭辟入里，精警异常，恰如*钟大吕，震聋发聩，使全曲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辉。睢景臣，字景贤，扬州人。撰有杂剧《屈原投江》等３种，惜皆不传。散曲今存套数３篇。其代表作是〔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套数。关于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本是一直为文人雅士们津津乐道的故实，睢景臣却能翻空出奇，别具机杼。他选择了一个有趣的视角，让一切景象由作为观者的乡巴佬眼中看出，以诙谐嘲谑的口吻勾画出刘邦装腔作势的面目。全曲谐趣而又锋利，幽默而又深刻，它像一根闪着冷光的魔棍，批却中窍，洞幽烛微，把看似不可一世的封建统治者逗弄得哭笑不得。钟嗣成《录*簿》载：“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的确，在封建时代，睢景臣敢于剥下皇帝的衮龙袍，能发人所未发，实在很不容易。过人的胆略，精巧的构思，生动活泼的语言，使此曲在我国文学史上获得很高的声誉。刘时中，元末人，籍贯生平待考。他曾作过两套〔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数，前套由１５支曲组成，后套长达３４曲，为元散曲中罕见的长套。这两上套数本是作者以散曲形式向高监司献呈的两通说贴，本意当是歌颂高监司的德*。但当具体写到高监司拯厄扶危，就不能不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来，作者便以淋漓的笔墨向读者揭示了元代人民悲惨生活的面貌。这种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在元散曲中可谓凤毛麟角，故亦弥足珍贵。此曲用铺陈手法，层层展开，汪洋恣肆，又以大量生活口语入曲，很能体现散曲的艺术特点。后期较有成就的散曲作家还有贯云石与徐再思。贯云石原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维吾尔族人。今存小令七十馀首，套数８篇，风格豪放中见清逸。徐再思，字德可，号甜斋，浙江嘉兴人。今存小令１０３首，风格婉约清丽。后人把两人的作品合辑，称《酸甜乐府》。第九章元代诗文
作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元代与前代相比，显然处于低谷时期。然而，元代的诗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相当多，而且出现了许多擅长诗文的少数民族作家。元代诗人鄙弃宋诗而专学唐诗的风气对明代诗歌有很大的影响；元代散文则沿着唐宋古文的道路发展，并下启明代文风。第一节元代诗文概况元代诗文对唐宋诗文的沿革理学思想对元代诗文的影响元初的诗文作家大多是由宋、金入元的，他们受江湖诗派和元好问的影响较深。到了中期，诗坛以宗唐为主导倾向，对于宋诗则多采取摒弃态度。元人在主观上努力学习唐人的浑融流丽、体式端雅，而力矫宋诗的瘦硬生涩之弊。但是在实际创作中他们的学唐多止于形貌，且多取平和淡远、温润流丽一类；后期诗人则大多学中晚唐秾丽奇诡之体。由于未能取法乎上，所以成就有限，艺术独创性尤其不足。元代散文，在发展过种中，曾有过宗唐与宗宋的不同化倾向。前期的散文作家如姚燧、元明善等，倾向于宗唐，主要是师法韩愈，颇有雄刚深邃之风；另一些作家如刘因、王惲等，则师法宋文，文风趋于平易流畅。到了后期，宗唐与宗宋的倾向又逐渐合流。在元代的诗文领域中，最突出的倾向是理学与文章合一。由元入明的宋濂等人在编《元史》时，一改以往史家将“儒林”、“文苑”分开立传的作法，合而为“儒学传”，并说明其理由是：“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元史·儒学传一》）这既表明了宋濂等人的文学观念，也反映出元代理学与文章合一的真实情形。从元初开始，理学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朱熹的学说，在元代思想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对元人的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与元代的戏曲作家不同，当时的诗文作家，主要是具有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有些作家本身就是理学家和理学学统中人，如郝经、刘因、许衡、揭傒斯、柳贯、吴莱、*溍。不过，元代的理学家一般不取宋儒那种认为“作文害道”的根本否定文学的观点，且大多擅长诗文写作。理学思想对元代诗文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为“雅正”的文学观念以及经世致用的写作目的。元代诗文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期。大略而言，前期为蒙古王朝入主中原到统一全中国稍后的一段时间（１３世纪后半叶）；中期指社会比较稳定的成宗、仁宗诸朝（１４世纪前４０年）；后期即顺帝朝，也就是元代最后的二十多年。元代很多作家的生平都跨越了两个乃至三个时期，所以这种分期仅指文坛主要风气的变化而言，与作家的生活年代不完全相合。第二节元代前期的诗歌方回、戴表元等由宋入元的诗人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理学家刘因的诗歌元代前期的诗文作家情况比较复杂，有由金入元者，如元好问、李俊民等；有由宋入元者，如方回、戴表元等；还有元王朝的开国功臣，如耶律楚材、郝经等；而著名的理学家刘因、许衡等在诗文创作上也颇有成就。作家成分的复杂化带来了创作上的多样性。就诗歌创作而言，这个时期是南北诗风交错、融合的时期，诗坛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由宋入元的方因、戴表元，在元代诗坛上的影响比较深远。方回是宋代江西诗派的殿*，论诗推崇江西诗风。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比较复杂，由于他降元后不久便被废弃，未见重用，心中颇多懊悔，同时又感到外界对他的精神压力，内心不无愧怍之感，这使他的诗作往往表达出低徊沉重的心情。艺术上，他大力发挥江西派的创作特点，在诗眼、句法上深致工夫，其诗以意象生新、境界老成为主要特征。戴表元则深谙宋代诗风的弊端所在，而力求革除其弊，希望创造出较为高朗健拔的诗风。他在创作中不回避社会矛盾，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如《夜寒行》、《南山下行》等乐府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下层人民饱受徭役、战乱之苦的悲惨遭遇。他的近体诗清新明秀，句律流畅，但仍残留着南宋江湖诗风的影响。元初有几位开国功臣也是重要的诗人，其中以契丹族的耶律楚材最为突出。耶律楚材虽然常常处于戎马倥偬之中，但他始终不废翰墨，存诗七百二十馀首。他曾随成吉思汗西征，驰骋万里，所以能在诗中描写奇瑰壮丽的西域风光，如《过阴山和人韵》等歌行，写得动荡开阖、气象万千。楚材擅写律诗，集中尤多七律。他的律诗句律流畅沉稳，风骨遒健，如《和移刺继先韵》：旧山盟约已愆期，一梦十年尽觉非。瀚海路难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飞稀。渐惊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去国迟迟情几许，倚楼空望白云飞。可惜他的诗应酬之作过多，往往流于率易，缺乏锤炼。但在元初的少数民族诗人中，他的成就仍是最值得重视的。在元代前期的理学家中，刘因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刘因虽然生长在北方，但他在感情上一直以南宋为故国，诗中多次对南宋的灭亡表示哀悼。他论诗推崇韩愈，也倾慕元好问。他的七古气势磅礴，雄奇峭丽，颇有韩愈诗风的馀韵，如《西山》中的诗句：“西山龙蟠几千里，力尽西风吹不起。夜来赤脚踏苍鳞，一着神鞭上箕尾。”他的七律则受元好问的影响较深，如《渡白沟》：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这首诗意境高远，沉郁雄浑，深得元好问诗的风致。当然，刘因诗作也受到理学的影响，但他的一些成功作品则没有理学家的头巾气。他的创作开创了元代理学家诗文创作的先河。第三节元代中期的诗歌“雅正”的文学思潮“元诗四大家”元代中期，社会逐渐稳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诗歌创作十分繁盛，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人。诗坛上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是崇尚“雅正”。所谓“雅正”，有两层内涵：一是诗风以温柔敦厚为皈依，二是题材以歌咏升平为主导。“雅正”的观念在当时得到许多诗人的认同，后代也有人把这看作元代中期诗歌兴盛的标志。其实，这种观念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正是在追求“雅正”的支配下，此期的诗歌消解了对社会、*治的批判功能，也削弱了抒发真情实感的抒情功能。诗坛上最流行的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和赠答酬唱、题咏书画的题材，仅有少数诗人偶尔能突破这种风气。所谓“元诗四大家”，正是在这种风气孕育下的产物。“元诗四大家”是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其实他们的创作成就并不高，不但不能与前代诗坛的大家相比，就是在元代诗坛上也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诗人。四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艺术上也比较相近。明人胡应鳞评此期诗风特征，“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然格调音响，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规。视宋人藻绘有馀，古淡不足。”（《诗薮》外编卷六）正道出了“四大家”的艺术共性。当然，“四大家”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各人也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征，这是他们超过当时其他诗人的地方。“元诗四大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虞集。他擅长律诗，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都写得格律严谨，隶事恰切而深微，意境浑融，风格深沉。例如七律《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这是元诗中少见的名篇。诗人把深沉的历史感慨溶进严整的艺术形式中，沉郁苍劲，感人至深。虞集虽然宦途比较顺达，但仍然希望到江南故乡归老田园。他的《风入松》词有“杏花春雨江南”的名句，这种意境也常出现在他的诗中。杨载的诗风劲健雄放，主要体现于七言歌行，其律诗则以谐婉见长。范梈最长于歌行，诗风豪放超迈又流畅自如。他的五律专学杜甫，颇有杜诗沉郁凝炼之风。如《京下思归》：*落蓟门秋，飘飘在远游。不眠闻戍鼓，多病忆归舟。甘雨从昏过，繁星达曙流。乡逢徐孺子，万口薄南州。揭傒斯的诗以清婉流丽见长，有些作品则质朴无华，别有寄托。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此诗暗讽蒙古统治者一面掠夺南人的财富一面又歧视南人的行径，是元代中期罕见的讽刺之作。此期*溍、柳贯、欧阳玄等诗人也较知名，但他们的成就都不如“元诗四大家”。第四节元代后期的诗歌元末诗歌的写实倾向杨维桢的“铁崖体”萨都剌等少数民族诗人元代后期朝廷*治黑暗，民族矛盾又趋激化，反元暴动此起彼伏。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影响了诗坛的风气，以“雅正”观念一统诗坛的格局被打破了，诗人们的题材选择和风格追求有了很大的变化，写实倾向大大增强。杨维桢的“铁崖体”是这一时期诗风的显著标志。元末诗坛具有写实倾向的代表作家当推王冕。他出身农家，毕生未仕，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元末的社会现实有真切的了解。在当时，他以题画诗闻名，但写得最好的作品是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元末社会的种种现状，诸如连年的水旱灾害、朝廷的急征暴敛、人民的辗转呻吟、官吏豪富的骄奢淫逸等等，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尖锐的揭露和真切的描写。例如：“淮南格斗血满川，淮北千里无人烟。”（《江南民》）“民人籍正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翼州道中》）种种惨状，在王冕的创作中得以恢复，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与他同时代的诗人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倾向，即使是以追求艺术风格之独特性而著称的杨维桢，也曾创作了《盐商行》、《海乡竹枝词》等写实佳作。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是杨维桢。杨维桢个性狂狷，认为诗是个人情性的表现，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他力图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不凡，从而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这些诗多半是咏史、拟古之作，题材内容并不很新鲜，但在艺术风格上却使人耳目一新。他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甜熟平稳的畦径，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例如《鸿门会》：天迷关，地迷户，东龙白日西龙雨。撞钟饮酒愁海翻，碧火吹巢双猰。照天万古无二乌，残星破月开天馀。座中有客天子气，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声十万振屋瓦，拔剑当人面如赭。将*下马力拔山，气卷*河酒中泻。剑光上天寒彗残，明朝画地分河山。将*呼龙将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此诗模仿李贺《公莫舞歌》，意象之奇崛与原作相仿佛，而气势之雄放则有过之无不及。“铁崖体”以雄奇飞动、充满力度感的特征，与元代中期诗风背道而驰，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但从整个文学史的宏观角度看，杨维桢追求的这种风格基本上属于李白、李贺一路，独创性并不鲜明。此外，杨维桢有时一味求奇，不免有诡异晦涩的特点，这一点，也与李贺诗风一脉相承。元末诗坛还出现了一批成就较高的少数民族诗人。由于经过了几十年的民族融合，出身少数民族的诗人已经深受汉文化的浸润熏陶，他们用汉文写作也已得心应手。例如突厥人迺贤、色目人余阙，回族人丁鹤年、维吾尔族人贯云石等人的汉文诗歌，艺术上都相当成熟。其中成就最高的则是回族诗人萨都剌。萨都剌以写宫词、乐府诗著名，这些作品受晚唐温庭筠、李商隐诗风的影响颇深，但在秾艳细腻中渗入自然生动的清新气息，则是他自己的特色。此外，萨都剌描写山水景物和地方风情的诗也比较出色。他一生遍历南北各地，从塞北风沙到江南烟雨，从毡帐乳酪到芦芽莼菜，他都以清新格调、深情的笔触予以描绘。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又如《过嘉兴》中“芦芽短短穿碧沙，船头鲤鱼吹浪花。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几句，都堪称清丽之作。萨都剌也善于写词，《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石头城》二阙被广为传诵。众多的少数民族诗人加入到汉文写作的队伍中，并且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是元代诗歌的一大特点。作的队伍中，并且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是元代诗歌的一大特点。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