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周朝礼乐与宗法制度的推崇，使得周朝治国实践成为了儒家治国的思想基础。而周朝礼乐制度发端于尧舜禹等国家形成之初的各种上古传说；据考证，周朝创立于公元前年，孔子出生于公元前年。周朝创立到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已经过了多年。孔子出生时，周朝王权式微，天下诸侯称霸自保，纷争不已。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为何还会推崇周朝？孔子所处的时代，周朝已经出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游走于诸侯之间，为自己的治世理想奔走呼告，其治世理想的核心就是恢复周朝初年的礼乐与宗法制度。与孔子同时代的不少诸侯都接见了孔子，但他们对孔子态度热情，行为冷淡。大诸侯关心的是自己能否争霸，而不是帮助周朝恢复秩序，小诸侯关心的是在诸侯称霸的纷繁局面如何续命。
不可否认，礼乐与宗法制度的道德威慑力贯穿了整个周朝。孔子对周朝的推崇，主要是两种原因：一是对这种道德威慑力的推崇；二是源自于上古史书对周朝行王道的记载。“宋襄公之仁”这个成语描述了宋襄公对周朝战争之礼的一厢情愿的坚持，最终导致失败。这说明周朝之礼是存在的，但存在的面有多大，对人的威慑力有多大，却并无所知，因为上古的史书（主要是《尚书》）语焉不详。
孔子驱一己之力试图恢复周朝的礼乐与宗法，在后世并无实现。儒家的治世信仰也无法在国家层面得到实践。但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昙花一现式的王道治理的社会实践。
儒家并非是汉代社会治理的唯一思想，汉文帝和汉景帝推行“无为而治”，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汉宣帝则推崇强调“霸王道”。
案例一：汲黯治理东海郡
汉武帝时期，东海太守汲黯，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
汲黯后来被汉武帝拜为丞相，成为朝廷最为倚重的大臣，他的治理方式颇有曹参之遗风，无为而治。选任好官，不拘小节，不责小过，掌控大体。自己大部分时间躺着养病睡大觉，一年以后，东海大治，广为传颂，得到皇帝赏识，汲黯由此发迹。
汲黯应是极有魅力的人物，靠清静无为即可让社会大治。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汲黯举重若轻的治理方式非但体现在东海太守任上，《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汉武帝得知东越和闽越打起来，派汲黯为天子特使去调解两越矛盾。汲黯去了，但依然是睡大觉，他给汉武帝复命：越人就是那么野蛮，经常打架，根本无法接受礼乐教化。既然他们爱打架，那就让他们打，皇帝老儿您就别操心了。
汉武帝可能心里不爽，但想想也对，他们打仗，相互削弱，这对巩固汉朝的影响是有帮助的。
案例二：赵广汉治理颍川郡
汉宣帝时期，颍川太守赵广汉为京兆尹，按照颍川这个地方的传统，豪强相互勾结成为朋*，对抗官府，广汉为官颍川时，他想了一个策略，让吏民相互举报，让这些朋*相互结怨，奸*散落，盗贼绝迹。匈奴投降的人都说匈奴很多人都知道广汉的名字，于是赵广汉被任命为京兆尹，广汉对待官吏，非常殷勤周到，事情揽给自己，功劳和善事都推给别人，发乎内心，真诚用人，所以官吏都愿意跟着他。
广汉聪敏，皆知其能之所宜，尽力与否；其或负者，辄收捕获之，无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时伏辜。尤善鉤矩以得事情，闾里铢两之奸皆知之。长安少年数年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之，具服。其发奸株伏如神。京兆*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治京兆者莫及。
赵广汉治理颍川，对下级官吏殷勤备至，真诚用人，拉拢所有能干事的官员，对这些人治之以王道。对那些盗贼和不听话的人，则利用民力，绝不手软，治之以霸道。
霸王道治世，恰恰是汉宣帝一辈子所推崇的。
案例三：龚遂治理渤海郡
汉宣帝时期，渤海左右郡饥荒，盗贼并起，当地官员无法有效治理。汉宣帝拜龚遂为渤海太守。询问治理对策，龚遂对曰：
“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于文法，得以一切便宜行事。”
宣帝听了高兴，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龚遂走马上任至渤海界，当地官员为了保他安全，发兵迎接龚遂，龚遂悉皆遣还，并下了第一道命令：
“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鉤、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为盗贼。”
这道命令的三个意思：
那些负责追捕盗贼的官吏，你们歇息在家吧，不用干了；
凡是拿镰刀锄头等田间作业工具的，都是良民，过往不究；
凡是拿兵器的都是盗贼。
盗贼听到了敕令，放下兵器拿起劳作工具，盗贼之风自然平息。龚遂打开粮仓救济贫民，选任好官良吏。龚遂见当地民众生活奢侈，推崇伎巧，不干农活。于是他自己厉行节约，劝民务农桑，种树养殖。那些带刀剑的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
龚遂治理渤海，是儒家治世理想的实践，对民众先行教化，而民众亦乐于被教化，龚遂到来之前的混乱秩序，就是因为王道之不存，龚遂要做的是是恢复王道，行王道之治，而民众有所遵循，乐于接受教化。这是王道之治的前提。
龚遂作为一个地方官，其身须足以率人，其智足以启智，其言足以有信，其行足够有力。上行下效，大治是必然趋势。
案例四：*霸治理颍川郡
*霸担任颍川太守时，采取了以下几大治理策略：
他命令邮亭和乡官养鸡养猪，所得用于体恤孤寡贫穷者；
在民间设立父老、师帅、伍长、班行；这些人劝人为善以防人变坏；教化民众如何种田、种树、做生意、蓄养家畜。
*霸的治理策略琐细全面，他精力旺盛，治理方案都能得到有效推行；并且*霸记忆力很好，能够明察秋毫，官员不敢有丝毫隐瞒。由于治理得力，坏人没有藏身之地去了别的地方，*霸先行教化而后诛罚。对于官府里的老弱长吏贤者，能留用尽量留用。
“霸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这是《资治通鉴》对*霸的评价。
*霸的治世方略与龚遂类似，其行王道于人，但*霸比龚遂做得更加细致彻底：设立机制体恤孤寡贫穷者，设立乡村教师教习日常耕作和谋生手段，对官员采取怀柔，赢取他们的信任和努力。；
案例五：尹翁归治理东海郡
汉宣帝时期，东海太守尹翁归。《资治通鉴》中描述尹翁归“公廉明察”，把吏民当中贤良和不肖的人都了如指掌。
“县县各有记籍，自听其*，有急名则少缓之。吏民小解，辄批籍。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敬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过自新。”
大意是说尹翁归有一个记账本子，平时大家可以各干各的，但干得好或者不好，，都记录。在秋冬官员考核大会时，算算总账。大家都服他。
“其为扶风，选用廉平疾奸吏以为右职，接待以礼，好恶同之；其负翁归，罚也必行，然温良谦退，不以行骄人，故尤得名于朝廷。”
纵然“王道之治”没有盛行于世，孔子的治世理想没有普遍落地，但这并非意味着对王道的否定，周到起初的礼乐与宗法所带来的的秩序井然的社会治理状态，并非空穴来风，如*霸治理颍川，当一个社会系统相对封闭，且该系统的人口数量尚未达到爆炸（现有资源可以养活这些人口）的前提下，若有一个地方官：其身须足以率人，其智足以启智，其言足以有信，其行足够有力。行王道之治，并非不可能。理由如下：
一个社会系统相对封闭时，人无退路，社会的道德威慑力相当于刑罚的威慑力；
得力的地方长官可以利用自己的学识、能力和影响对这个系统施加足够的影响力；
封建时期的农村分散了大量人口，少部分人口聚集在城镇。分散在各个农村的人口由于数量少，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农村一直是乡绅主导的自治模式（源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周朝的礼乐与宗法影响力在广大农村一直保有影响力，孔子所说：“礼乐失于野”，他的意思是关于礼乐，在城里已经没有了，必须在农村去找。所以只要治理好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农村就相对好治理。
农耕社会需要稳定的人口而不是流动的人口，稳定的人口是王道之治发挥影响力的根本所在。中国的农耕社会为王道治理提供了可能性。
上述这些原因，也许可以说明“王道之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为什么仅仅会在中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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