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耕读文化和耕读教育传承久远，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古代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产物，其存在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并在历史传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也是培养民族道德、陶冶民族情操的重要手段。学人在“耕读”中不但能够受到书本之外的教育，更是古人躬行践履“知行合一”的体现，是以本文就“耕读”略谈其文化内涵及其教育意义。
关键词：农事；耕读；文化；教育
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上，不同地域的不同时期形成了多种文明，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总结到：“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众所周知我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耕立国的国度，因此农耕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从农耕文化所演变出来的“耕读”传统，更是古代读书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耕读传家”的古训更是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而这一传统至理，在实践中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它影响了传统中国的方方面面，更使读书人养成俭朴务实的民族性格。
一、农者国之基
众所周知，农业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粮食为百价之基，自古以来既有“无农不稳”的说法，是以谷实则民安，民安则天下平，故而远古帝王对于农事是异常重视的。早在儒家经典《尚书·洪范》篇中就称天下之事有八*：“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当时人们就认为，食是八*之首，是天下最为重要*事。其后在西周初年的时候，王室大臣虢文公为了规劝周宣王行籍田之礼，亦曾从六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农事的重要性。据《国语·周语上》载：“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而后历代帝王更是没有不重视农事的，无不将农事奉为一国之根本，如《汉书》称：“夫农，天下之本也。”《宋书》称：“民之大事，在祀与农。”
战国时期的李埋、商鞅、管仲、荀子等诸子，其在思想中无不认为天下当以农为本，如《吕氏春秋·审时》载：“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墨子》曰：“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可见古人认为一个国家若耕种的人太少，则天下将有饥寒，一个国家若没有三年的存粮，这个国家就有动荡的危险，把“足食”当成是一国之本，更是将其认为是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志，是以食足则国强，国饥则天下不保。故贾谊认为：“天下富足，资财有余，人及十年之食。”天下有十年之食，这是国家强大的标准，只有如此才能做到“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故北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的自序引“力耕谚”云：“智如禹、汤，不如常耕。”
二、亲耕与农祭
在重农的社会坏境中，天子不仅要倡导重农举行祭祀，更常常亲耕以作表率，以亲耕与祭祀来表达对农业的重视，向万民宣示重农的意思，从而达到“劝农”的目的。如孔子曾称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朱熹集注称：“禹平水土暨稷播种，身亲稼穑之事。”又如《礼记·月令》载：“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其中记载，天子不但要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耕，还要让后妃亲东乡躬桑，“躬耕帝籍，后妃亲桑”可见古人其对农桑的重视。正如《白虎通·耕桑》所载：“王者所以亲耕，后亲桑何？以率天下农蚕也。”对此如《礼记·祭统》载：“天子亲耕於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谷梁传·桓公十四年》载：“天子亲耕，以共粢盛。”汉桓宽《盐铁论·授时》载：“故春亲耕以劝农。”等典籍中也有相应的记载，以此来表达天子劭农劝稼，祈求年丰之意。
其中天子亲耕的田称作“籍田”又称“帝籍”“王籍”《汉书》《旧唐书》作“藉田”，明清以后多写作“耤田”。《说文解字》对“耤”字的解释是：“帝籍千亩，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率朝臣行躬耕之礼，从而率先垂范，以达到教化的作用，东晋干宝在注《周礼》之时称其目的为：“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盖其义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逸也。”通过亲耕来达到孟子所言：“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亲耕所以让天子感受到稼穑之艰难，从而勤*爱民，俭朴务实，故而在周朝，天子诸侯都有自己的籍田，并在春天之时亲往躬耕，以劝天下之重农，此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未。如《汉书·汉文帝纪》载：“遂开藉田，肤躬耕以给宗庙粢盛。”《旧唐书礼仪志四》载：“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明史》载：“洪武元年，皇帝躬祀先农，礼毕，躬耕藉田。”
并且在当时，天子不但要亲耕籍田，还要举行祭祀，如《礼记·祭义》载：“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是故昔者天子为借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借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从文中可知天子有藉田千亩，到了春耕的时候，要戴上系有红色帽带的礼帽，亲执犁把而耕，诸侯也有藉田百亩，到了春耕的时候，要戴上系有青色帽带的礼帽，亲执犁柄而耕。藉田所得的收入，用来祭祀夫地、山川几社樱和先祖，醋酪黍等等祭品，就是来自藉田的收入。天子将藉田的收获用于祭祀，以此来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并以树立天子的威严，以达到稳固的*权的目的。在湖北江陵关沮周家台M30出土的秦简中已有腊日官祷先农的仪式和祷辞：“人皆祠泰父，我独祠先农。”可见至秦时就有在春时东耕于藉田，以祀神农的传统。
三、耕读的兴起
现代人普遍认为，传统“耕读思想”肇始于春秋百家争鸣时期，由于孔子有教无类，将当时只有官府的文化知识带到民间，使民间之人也可以学习文化知识，所以孔子之前学问在官，孔子之后学问在野。民间之人虽然能够读书，但又没有官职无固定收入，所以还必须的从事相应的农事劳动，如《孔子家语》中就载有：“曾子耘瓜”之事，可见从七十子开始，就已经有了耕读的系统。
虽然孔子就曾把学稼学圃当做小人的事，在《论语》中：“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又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在孔子看来，学生们的主要任务当是学习礼乐文化，当先进于礼乐然后“学而优则仕”，从而为*施*使大治天下，改变天下之民，这才是学生们应该做的，而不是学习耕种之小道，樊迟做为孔子的学生居然请学稼，在孔子看来这简直是牛刀割鸡，大材小用，是以称樊迟是不懂得发乎其上的“小人哉”。但孔子却从来没有轻视农耕，其称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便是其证，并且孔子认为治国必然富之而后教之，富之则必修农事，可见其重农，所以即使在受到丈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讽刺之后，还称丈人为“隐者也。”并使子路反见之。
至汉朝后，耕读的思想被明确的提出，班固的《汉书》中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从中可知当时学者“耕且养”就是以耕为养，养而后学，三年学一经，三十岁的时候通五经，这就是典型的耕读状态。自汉代以后，耕读事例渐多，如《汉书·兒宽传》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魏书·常林传》载：“少单贫。虽贫，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学，汉末为诸生，带经耕锄。”《晋书·隐逸传·朱冲》载：“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可见当时的学者因为家分而无力全身心的读书，只得带经耕锄，半耕半读，可见耕是为了养学，是读的经济基础，所以读以耕为基础，而耕以读为价值追求。
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让进行耕读的学人有了一条出路，至唐宋之后，耕读成了当时读书人的普遍现象，甚至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景象，如北宋孔延之：“幼孤，自感厉，昼耕读书垄上，夜燃松明继之，学艺大成。乡举进士第一，遂中其科。”对此胡念望先生在《读可荣身耕以致富：耕读文化》中指出：“到了宋代，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
是以自唐宋以来，耕读之风大起，耕读之思想也得到了提炼，如明末张履祥称：“虽肄《诗》《书》，不可不令知稼秸之事。虽秉来粕，不可不令知《诗》《书》之义。”并称“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完美的讲述了耕与读的关系。甚至有一批读书人求仕不中，而隐居耕读，并以为是陶潜乐事，如李日升：“平居不易言，不以事不造公寺，喜读书，乐于耕事。”又如陆九渊在象山精舍，率领弟子开山造田，聚粮筑室，相与讲习，把耕读当作人生快乐之事，沉醉其中并乐此不疲，把农耕的苦和读书的乐结合起来，使得耕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流，大大的增加了耕读人数，如建州就达到了“山川奇秀，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可见当时“耕读”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其他如陈翥、邓御夫、陈旉、胡融、陈景沂等在乡间躬耕自食，同时撰写农书以总结生产经验，从而把私人农学传统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学者统计，到宋代我国的所有农书总共有二百多部，这正是耕读文化的产物。
四、耕读的教育意义
在自给自足的耕读活动中，学人们通过辛勤的耕作，来创造学习的经济基础，并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务实勤俭生活作风，是以读书虽然能够获得知识教育，但在农耕同样能够受到别样的教育。学习不一定是学习书本上的文化知识才叫学习，在世事中磨砺，在自然中体悟，在农耕中同样能够得到教育，子夏曾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能够在农耕中够辛勤的耕作，体会万物生长的生机，顺应天时的变化，感受收获得的喜悦，参其枯荣之理，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焦不躁，踏实的耕种，付出辛劳的汗水之后，自然会得到相应收获，能够做到如此，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同时这也是对所学到知识道理的实践，可以从中感受古人所谓“知行合一”之道，我们常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但如果没有参加过农耕劳作的人，是不能够具体的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只有真正经历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过程，才能够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受，才能够有惜物爱物之心。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明白了一个知识道理，就认为自己能够轻易做到，其实不然，比如我们都认为农耕是非常辛苦的，但这只是我们个人的认知，如果没有真正农耕过，就不能够深刻的知道农耕到底有多辛苦。古人讲“知易行难”，就是讲道理谁都能够知道，但要真正的去实践落实，真正的做到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耕读的过程当中，可以深刻的体会知行之道，慢慢将书本的知和身体的践行结合，从而真正的做到“知而行之，行而新知，知行并进”。
以农耕之苦，来砥砺勇毅刚强的品德，提高自身素养，从而形成坚毅的意志，培养“君子不器”的人格，是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如《论语》中有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与子贡皆认为孔子是天纵之圣故而多能，然而却不知道孔子幼而丧父，少而丧母，做过牧童，管理过粮草，做过吹鼓手，在家贫无靠的环境中，一边做一些“鄙事”，一边努力学习，方才成为了“博学而无所成名”的孔子。也因为有如此有艰苦的生活环境，孔子在辛勤的“鄙事”劳动中，逐渐养成了勇毅刚强的品德，所以在后期孔子周游列国的奔波中，甚至在陈绝粮七日，门人弟子病莫能兴，而孔子还能够“讲诵弦歌不衰”并有“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之言。是以张履祥在《补农书》中称农事可以：“磨炼出一副精坚强忍智力出来。”即认为可以通过农耕劳动，由此培养人坚强的意志。
是以稼穑艰难，自幼即当知，以耕以读，从而无逸其体，坚毅其心，若《尚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无逸所以能勤，知稼穑之艰难所以能俭，是以耕读之精神在于“勤俭”，在于坚其意志，在于砺其筋骨，在于其知行合一，在于其道德提升。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称：“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耕读之家，耕所以有勤俭务实之家风，学所以明孝父友兄之道，知与行并，此耕读之家所以能绵延长久，常盛而不衰也，故称“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作者
张浩然：字清正、號述堂。幼承庭訓，少遊益州，學宗宋明，業好詩文，有《清正詩稿》《文言入室》《孔子家語義疏》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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