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这段文字有着明显的战国时代士阶层雄辩的特色！只要把这篇《孟子见梁惠王》反复吟诵一下，就可以看到孟子实在是名不虚传的雄辩家！抓住一个概念非雄辩到底不可！
如果是孔子，面对梁惠王问话，答以：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到了这儿，孔子再不会深讲，更不会如后文孟子一样，抓住一个“利”字的概念大加发挥：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大家可以参看原文。
孟子这段文字是典型的战国士阶层的雄辩风格！
中国的古代，士阶层的崛起，实在是中国文化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件。历史书上，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百家争鸣”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伟大的时代。如果没有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后来的汉、魏晋的文化活跃可能都不能随便产生；也很难讲，从秦始皇开始，中国不成为一个帝王*教合一的强大国家民族！
对于从春秋战国起，中国“士阶层”的崛起，直到曹孟徳“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们的近邻日本，历史上就是缺少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结果整个文化显得非常狭隘！更进一步说，类似于“百家争鸣”这样的“士阶层”崛起，在欧洲人那里已经是十四世纪以后文艺复兴时代的事了。
“百家争鸣”在中国乃至人类史上的意义，我们就不必详谈了，这也是历史的定论！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百家争鸣”在中国史上的副作用，这在《孟子见梁惠王》这篇短文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作为“士”，要说服诸侯接纳自己的观念，就必须强调逻辑思维的理性，如果一个“士”没有逻辑思维的概念、理性的逻辑能力，是无法在诸侯中生存的，中国也就出现不了“百家争鸣”这个时代！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时也，势也，运也，命也”，中国文化也从此拐弯了！
我们从《孟子对梁惠王》后半截的讲理，明显是把一个“利”字推到了极端，这怪不得孟子，不把概念推到极端，是不能说理的，就是讲了也很难说服任何人！古希腊文化是弯路，几乎在当时的中国就要重演！
单一的“利”，当然是不好的，但绝对无利就对吗？
关于这个“利”字讲得最好的是《周易》，孔子在解《周易》是忠诚的，并没有只把利当成一种恶，但是在《孟子见梁惠王》这一节中，利，简直就是“恶”的代名词。这怪不得孟子，他要用概念说理，必须把概念推到极端，如果你通读了《孟子》，这样的把概念推到极端的讲法很多，但绝对不是孟子的本意，孟子自己内心是非常清楚的，但说服人时又不能不如此。我看中国儒家后来的分裂和多义，甚至是堕落，都怪不得儒家本身，而是人类之为人类跳不出这个极端化的怪圈，所以《心经》就特别强调：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为了人与人的沟通，为了说服别人，把观念极端化，是不是一种苦厄？？？
人们不要怪我小题大作。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义利之辨”就是从这篇《孟子见梁惠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多么无聊的争论啊！但就是这个无聊的争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摧毁了我们这个民族及其文化。直到今天，我们许多讲国学的人，还对“义利之辨”津津乐道。打开有关国学的网页论坛，“义利之辨”还大量充斥其间，实在是孟子的悲哀、儒家的悲哀、中国文化的悲哀！今天多说一点，让大家明白中国文化的源头。从源头上我们民族的文化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虚假的“义利之辨”的命题！
请看《周易》：
乾，元亨利贞。乾卦就是中国古人思维的基本路线，也可以讲是《尚书》中《大学》、《中庸》两章的*魄。用孔子的话讲“六位时成”，也就是致良知的思维要分成六个步骤：
潜龙勿用。请问这个“用”字中包不包容一个“利”字？
第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也就是说你向人请教的时候到了。这其中有没有“利”？
第三爻是讲致良知到而未到的困惑。当然后面有一个“利”字，因为元、亨二字，后面跟着就是一个“利”字！
第四爻，或跃在渊，无咎！言已经见“利”了！
第五爻不用说了，飞龙在天，利益到手！
乾卦唯一警告的是利益到手，要适可而止，小心亢龙有悔！
更重要的乾卦最后一句：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这句非常重要，有人解为天下治也，有人解为：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我以为两讲都通，基本一致。天下大治了，你还求个人利益呢？退而当个普通人吧！
这才是真正的儒家义利观，不是不图利，见大家获利后，乐在人后而喜！
同时我们不能用孟子和我们净土法门比，只有当我们和生命之本佛南无阿弥陀佛合成一个整体，还讲什么义利之辨！儿童游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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