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起源于道家，是建立在道家基础之上的道传文化。东周时期百家争鸣，其实除老子传的大道外，其余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取自于道家，或从道家思想中分离出一小部分独成一家；或盗取了道家思想，再杂合进其它的东西成为一家；或站在自己基点上，邪悟、歪曲了道家思想而成一家。
春秋末期时，孔子整理总结了自尧舜以来的文明教化，以及史前文明周易，建立了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是从道家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入世做人的部分。也就是说，在初期的道传文化中，出世修仙与入世做人这两部分是一体的。到了孔子时，就将道家入世做人的部分单独分离出来，独成儒家，到汉武帝时全面推行于世，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所以儒家是依附于道家的，可看作是道家低层的一部分，其以道家思想为核心与基础，称为“外儒内道”。
前面讲了，儒家主张王道，施行仁义，以礼乐治理天下。儒家治国，主要采用的是礼乐之术。礼，指的是礼义；乐，是指乐舞。关于乐，请参见前面的《乐舞仙踪》文化专题，不再多述，这里主要谈论儒家礼治。
孔子说：大道施行的时代，和夏商周三代杰出君王在位的时代，我虽然没能赶上，但都留下有历史记载。大道施行的时代，天下百姓都是为公的，没有私心。那时选用有道德和才能的人管理天下事务，人人都讲究诚信，天下和睦。那时的人，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而是把天下人都当作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而是把别人的子女也当作自己的子女；所以那时，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壮年人都各尽其能，幼年人都能健康成长，鳏寡孤独和残废有病的人，都能得到全社会的照顾。那时，人们不愿让财物浪费在地上，但也不会据为私有；人们担心力气不是出在自己身上，但都不是为了自己而尽力。那个时期，百姓淳朴善良，心机智巧都得不到施用，天下没有盗贼，家家都不用锁门……这种社会状态，称为“大同”。
如今，大道废弃了，天下已成为一家私有，天下人都只为自己的家庭，都只亲近自己的亲人，只爱护自己的子女，财物生怕不归自己所有，气力唯恐出在自己的身上。天子诸侯等把父子相承、兄弟相传作为礼制；在城墙外面还要挖上护城河，作为防御措施；把礼义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用来规范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亲密、兄弟和睦、夫妻和谐；用礼义建立起各种制度，用来划分耕地和户籍，用来推崇勇敢聪明的人，以帮助自己建功立业。因此，各种心机智巧开始盛行，战乱也由此兴起。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佼佼者，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谨慎遵循礼义的，以礼来治理天下……这种社会形态，称为“小康”。[1]
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其实相当于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社会状态；“小康”社会，则是儒家所推崇的王道治世的社会状态。从大同到小康，孔子论述了道家治世到儒家治世的转变，即外儒内道的形成过程。
道家治国，没有术、器，只有道，一切大道无形；儒家治国，则主要依赖礼乐之术。那是不是说在道家所讲的无为而治时期没有礼乐？还不是这样的，据记载，在三皇时期早就有了礼乐，但那时根本不是用来治国的，而只是治国过程中的副产品。
打个比方，一个幼儿园小孩，他会认真的掰着手指头来做算术题，对他来说，只有借助这些方法才能做得出算术题。而对一个数学教授来说，他绝不会幼稚的掰着手指头去做算术题，而是心中有数，脱口而出。这不是说数学教授不懂怎么掰手指头，而是他压根儿就用不上，若强加给他反而变得幼稚可笑。道家无为而治的时期，不需要借助任何术器，也是这个道理。
在大道施行的时代，人们都在道中自然率性而为，一言一行都出自道中，“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礼则是围绕着道义这核心层面，在其外围所生出来的术，是将道对应到表层的具体行为与要求，然后进行模式化后的结果。
也可以说，道是直接针对人心的心法；礼则是人类外在的一种行为准则。人的外在表现与内心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心决定着人的外在行为表现，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受内在所控制。所以在大道施行的时期，百姓都位于道中，心灵都同化于大道，纯真无邪，一言一行都发自于内心，出自于大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后来人类社会堕落了，心灵被后天的私心欲望等所污染，偏离了大道。人类内在偏离了大道，外在言行表现也就相应偏了原本道中的和谐完美状态。这时，天下美好幸福的状态便被打破，各类战争、灾祸开始出现。为了解决人心偏离大道后出现的各种外在问题，于是礼便开始兴起，用来规范、约束人的外在行为与处事方式。
礼，参照人类在道中应有的外在行为与行事标准为准则，将这些外在行为与处事标准进行模式化、规范化，从而形成各种礼仪制度。礼的核心是背后隐含的道，这是礼的灵*。
周朝时，已制定了非常完备的礼义制度，并划分为五礼，分别是：吉礼（各种祭祀之礼的总称，如祭祀天地神灵、日月星辰、山川河岳、祖先社稷等）、凶礼（各种伤亡灾祸之礼的总称，包括丧葬礼、荒礼、吊礼、恤礼、襘礼等）、*礼（一切有关*事方面礼仪活动的总称，如亲征、遣将、受降、凯旋、大射等）、宾礼（邦国间外交往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活动总称，如朝聘之礼、士相见礼等）、嘉礼（调和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等礼仪的总称，如：登基册封之礼、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等）
《礼记·礼运》中说：礼，是古圣先王秉承天道而建立的，用来治理人情世事……礼，必定是建立在天道基础之上，它效法于地德，参验于*神，然后贯彻于丧礼、祭礼、射礼、乡饮酒礼、冠礼、婚礼、觐礼、聘礼等诸礼之中。圣人用礼来治理天下，天下便可被归正。[2]
《太公六韬》中说：礼，只是天道的外在装饰与点缀。[3]
这里再次明确了礼与道的关系。打个比方来说：若道是人天生的完美长相，礼就好比是后天的化妆。如果人生得天生丽质，完美无瑕，那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根本不需要再涂脂抹粉的化妆，越化妆反而越丑陋、做作。当人生得有缺憾，长相不够完美时，才需要化妆，而她也是以完美的形象为标准，通过外在人为的方式去遮掩、弥补自身长相的不足，使自己看起来更完美。
礼的核心不是表面繁琐的礼节与形式，而是其所展现的义，儒家的经典《礼记》就是阐述礼背后所隐含的义的，这是礼建立的根本。而义的根本则是道，义是对道的捍卫与遵循，所以礼所展现的核心是道。
儒家所讲的仁、义、忠、恕、诚、信、孝、廉、贞、节以及中庸等等君子之道，都是礼之义，是礼的核心与灵*。
所以在大道施行的时期，不需要推行礼，礼成了多余的累缀。但对于已经背离大道的人类社会来说，礼则是必须遵循的准则，它规范了人类外在的行为与状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否则人类社会将会沦为禽兽之邦。
道家治国是由内及外的，它抓住了根本，守住内在最核心的道的层面，使百姓都回归于道，在道中自然率性而为，没有任何外在的形式约束。当天下都回归于道中时，将会产生由内而外的影响，一切外在的表现与形式都将不会脱离道的标准要求，天下将处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状态，一切都在这状态中和谐完美。
儒家以礼治国，是通过礼来规范约束百姓的外在行为与状态，由外而内的去影响、规范人类的道德行为，使从外在符合道的标准。二者在方向上有所不同。
《左传·庄公十八年》中说：“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礼记?乐记》中说：“乐统同，礼辨异。”
这里说出了礼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礼是因人而别、因事而异的，是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
《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儒家在礼制之下推行仁义，讲仁爱，但儒家之爱在礼之下，是“等差之爱”。也就是说儒家的仁爱是分等级的，先爱自己最亲的人，然后再爱关系疏远的，如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然后众生。
《中庸》中说：对亲近之人的爱，是根据亲疏关系分等差的；对贤能之士的尊重，是根据德才禄位分等级的，这些都是礼所生成的。[4]
现代的民主社会讲究一切平等，绝对的平等，甚至父母连自己的小孩都不能打骂，这是有弊端的。礼是绝不能平等的，否则就乱了社会人伦的秩序，使社会大乱不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面孔子论述过大同与小康的异同。孔子非常向往大同社会，可能是他一生的梦想，但孔子为什么不直接奔大同社会去努力，而是只提倡小康？
这是因为时代人心不同了。好比一个天真可爱、纯真无邪的小孩子，光着屁股在外面到处跑，人们见了都觉得很自然，非常纯真可爱。但如果一个成年大人，光着屁股满大街跑，那肯定是放荡淫乱，伤风败俗。
因为小孩心里纯真干净，他根本没有男女观念，不知色心淫欲为何物，所以可以自然率性而为，人们会觉得和谐可爱。而一个情欲满身的成年人，光着屁股大街上跑，则是淫荡之举，败坏道德。
同理，在大同时期，人心都归于道中，爱是没有等差的。那时的人，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而是把天下人都当作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而是把别人的子女也当作自己的子女，人人都是为公的，没有私心。而在天下都偏离了大道后，天下就成了私家所有，人人都为私，都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这时再以大道时期的要求来要求百姓，就太高了，天下可能没有两个人能做到，反而打乱了整体的社会秩序，使社会大乱。
在《吕氏春秋》、《淮南子》中都记载着一则“子贡拒金”的故事：
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库报销赎金。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赔偿金。孔子知道后说：“子贡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将不会从别国赎回奴仆了。”[5]
子贡这种无私的行为，孔子为什么说他做错了呢？孔子说，“一个真正的圣人，他做事情的目的是改变社会风气、教化百姓，不仅仅是做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沦为奴隶的同胞了。”[6]
因为鲁国穷人才是大多数，本来“赎人领取补偿”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道德行为，可成为一种社会公德。而由于子贡的行为，把“赎人不要补偿”变成了新的、大多数人难以做到的标准。由于大部分人无法做到，所以结果就是很多人明明可以赎人，但因为无法做到“赎人不要补偿”而望而却步。把只有个别人才能达到的道德行为变为普遍的社会公德，则无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行为，应该循序渐进，一步步引导百姓。
再比让一匹马驮一百斤，没有问题，让一条狗也驮一百斤，就会压死它。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人心，必须以不同的要求来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否则就会引起社会混乱。
礼的异数，就是如此。所以在礼制下，先亲近爱护自己关系最亲的人，然后再将对亲人的爱扩大到关系疏远的人，最后扩大到天下众生。
孟子说：将对自己父母长辈的孝，扩大到对天下父母长辈的孝爱；将对自己孩子的慈爱，扩大为对天下孩子的慈爱。[7]
孟子又说：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而仁爱天下百姓，由仁爱天下百姓而爱惜万物。[8]
儒家礼治，就是依据天下人心的状态，先建立等级秩序，然后根据这个秩序去引导，使天下百姓能先达小康，而后达大同。并非礼有意将天下分为三六九等，区别对待，而是在天下为私的社会，无法施行天下为公时的标准，必须先建立秩序，然后逐步引导、提升，使终能回归于道中，达天下为公。儒家走到终极层面，就是道，这是外儒内道的内涵展现。
所以礼会依据每个人所处的不同名份、地位、环境等，施行不同的礼节。根据亲疏、尊卑、男女、长幼等等顺序定人伦、建纲纪、立秩序。礼为每个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都定下了明确的位置，制定不同的礼节，使人人各居其位，各施其职，井然有序而大治不乱。
礼是效法天地宇宙，遵从天道，在人间所建立的秩序，定下的人之规范。礼将人的外在行为与行事标准，与道相对应。通过其所建立的秩序与规范，使人能由外而内的回归道德标准。
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偏离大道，治国方式便越来越往表面上发展。礼的重心也由其背后的道义内涵，越来越往表面形式上偏离、发展，越来越注重表面的形式，而沦丧了背后道义，慢慢变得繁文缛节、流于形式。儒家便在历史的发展中，慢慢褪去了背后的仙气与灵秀，在越来越往表面发展的过程中，开始变得俗气、死板与迂腐，这也是儒家在旧宇宙成住坏灭宿命中的劫数。
最后再拿化妆对人类治国手段的发展作一个比喻：刚开始时是淡妆，主要依据先天的长相，展现天然真我的气质，表面只作适当的修饰、弥补，使人看起来自然、看不出化妆的痕迹为上。越到后面，就越依赖于外在的妆扮，流于表面的修饰，完全掩埋了先天的气质，使妆化得越来越浓重、娇艳，最后就变成了“画妆”，使整张脸都是画上去的，完全迷失了原来的模样，但此时只要被水一洗便会露出底下所掩盖的丑陋虚假的面目。
[1]《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2]《礼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3]《太公六韬》曰：“礼者，天理之粉泽”。
[4]《中庸》：“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5]《吕氏春秋》：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
[6]《淮南子》：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受教顺可施后世，非独以适身之行也。今国之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金，则不复赎人。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矣。
[7]《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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