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睢被杀，秦始皇赫然震怒，碾平岭南的决心，更加迫切。他意识到从大庾山入越地，困难太大，补给问题难以解决，屠睢就是吃了这个亏。越地“非水不至”，因此不惜动用十万*工，开凿灵渠，使长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再转入西江，顺流东下，直薄番禺。载重万斤的大船，也可以轻便行驶。水路的开通，大大减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秦*的后勤补给。秦*改以任嚣、赵佗为主帅，收拾屠睢的残兵败将，重新准备舟楫，缮置*器，择日星驾席卷，大举南犯。
任嚣入越之前的经历不详，赵佗是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两人应该都是惯战能征的骁将。由于粮路畅通，飞刍转饷，源源不绝，秦*的战斗力大增。经过“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苦战，终于底定岭南大部，消灭了越人有组织的抵抗。部分不肯臣服的越人，退入了广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成为后来的僮族（壮族）。《粤西丛载》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把僮族归入“古越人”之列。但也有人说，瑶族才是广西原住民，《明史》便称僮族是大元至正年间（—）才从湖北迁入广西的。其实，所谓僮族、瑶族之说，和越族之说，大同小异，大抵是基于秦汉文化优越感的想象。
今天的壮族（图源网络）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岭南终于正式划入大秦版图，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南海郡的范围，东南临海，西至今广西贺州，北接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部分地区，下设番禺、博罗、四会、龙川四县。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县令，共守越地。按照秦制，郡设守、尉、监御史，守是行*长官，尉是*事长官。由于岭南远离中原，秦始皇感到鞭长莫及，所以授予任嚣较大的权力。岭南三郡都没有设郡守，最高长官就是任嚣，对辖地实行“*管”，所以《晋书》说他是“东南一尉”。
任嚣最初在武水泷口万人城设郡治。*佐《广东通志》说：“秦南海尉署始于任嚣，居泷口西岸万人城。”后来把治所迁到番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秦以任嚣为南海尉，初居泷口西岸，俗名万人城，既乃入治番山隅，因楚亭之旧俗，谓之任嚣城。”番禺的任嚣城，位于今仓边路以东至芳草街以西之间。
广州自此成为岭南*治中心。后人把公元前年，定为广州建城之始。具体日子不可考，但根据广州的老传统，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是城隍诞辰，这一天也就是筑城纪念日。
秦*南征（图源网络）
许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任嚣为什么会看中广州这块地方呢？其实比任嚣更早看中这里的是屠睢，甚至在屠睢之前，越人在这里可能已有一定的经营了。屠睢在海边兴建大型船坞，显然是准备把这里当作一个*治、*事枢纽来经营。但他低估了越人的反抗，结果在战争中赔上了性命。
水与山是选择城址的两大考虑要素，水的选择尤为重要。大部分的重要城市，都是建在海边或大江大河的出海口，这并非偶然。水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而且从古到今都是人类互相联系的纽带，即使在火车、飞机发明以后，船运仍然是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因此，依水而建的城市，总是特别兴旺。
古人选择城址，除了要考虑*事、经济、交通因素之外，还涉及风水学、气候学、方位学等学问。通常言风水者，以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城池尽量建在山的东南面，西北倚山，东方开阔向阳，有利于大治。山是建城的另一个要素。用古代堪舆家的话来说，任嚣城位于白云山与珠三角平原的结穴之处，吐唇之地，山水兼具，阴阳平衡。西北面是气势磅礴的越秀、禺山、番山，再远处是白云山，更远处是大庾岭。山势自粤北逶迤而来，一脉相连，一气呵成。
所谓“百尺为形，千尺为势”，越秀、禺、番三山为“形”，白云山为“势”，形势兼具。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写道：“昔人尝以尧山及番禺为三山，与五岭并称。今尧山莫知其处，疑即粤秀也。三山之脉，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屈大均由此得出结论：“广州背山面海，形势雄大，有偏霸之象。”从科学的角度看，山地有利于调节地区的气候，有利于水的聚集与流动，从而使动植物资源更加丰富和多样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广州的山水形势，都是得天独厚的。
南越王墓出土的兵器
广州虽然依傍珠江，但太近大海，经常有咸潮出现，人们的饮用水源，主要靠白云山的蒲涧泉水，相传味甘冷异于常流，饮之有金石气。在宋人苏轼的《蒲涧》诗中，描绘了水势的奇雄，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之句。溪水奔流而下，经濂泉一泻出山，名为甘溪。甘溪注入金钟塘后，掉头向南，名为文溪，经上塘、下塘绕过越秀山麓，分为东西两支，汇入珠江。东支为文溪主流，仓边路就是昔日的水道；西支为文溪支流，即今吉祥路。西支在越秀山脚再分出北津溪，向西汇入兰湖（今流花湖一带）。
蒲涧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仙气。相传秦时山下有一条小村，乡人郑安期为了给乡亲治病，上山采药，在蒲涧找到九节菖蒲，不料却失足堕岩，被仙鹤救走成仙。白云山至今还有郑仙岩。人们把七月廿五日定为“郑仙诞”。每年这天都会有人到蒲涧洗浴，然后端坐石上，等候登仙，当然每次都是失望而回。明人陆渐逵的诗叹道：“九节菖蒲生涧烟，人传此地驻飞仙。何当共觅安期迹，数到秦皇汉武年。”
正因为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历代统治者，对广州有“王气”，都心存忌惮。秦始皇曾听信风水先生之说，认为广州有“*云紫气之异”，龙脉在越秀山与白云山之间，便下令秦*去凿开一个二十几丈的大口子，状如马鞍（至今留下马鞍山地名，在云台花园附近），以断龙脉。据说开凿之时，地下“涌血数日”。负责凿地脉的，不出任嚣、赵佗这两人。
尽管如此，恐惧的心理，并未消除，直到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仍然觉得广州有王气，为防异人出世，起猖獗之端，不利大明，下令在越秀山上盖五层楼，安放罗刹像，以镇压南方的王气。
任嚣在广州建城，并无实物可证，它的具体位置，唯有依据古人零星描述来推断。《唐垧记略》称：“旧有城在州之东，规模近隘，仅能藩离官舍暨中人数百余家。”可见面积并不大，类似一个行辕。宋初人郑熊在《蕃禺杂志》记：“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旧番禺县也。”宋代的盐仓在今仓边路，这里有一条宽阔的文溪水道，因此，任嚣城的西界，当在仓边路。
有人说，芳草街是任嚣城的东界
有人认为，任嚣城应该在南越王宫署遗址上，因为文溪东岸（今德*北路一带）地势较低，易有水患，任嚣不可能弃西岸的禺山高地不用，而选择东岸的低地。但当时西岸的船坞很可能还在使用，并未完全废置。任嚣城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城池，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营。设在文溪东岸，可以同时起到保护船坞的作用。
也有人认为，任嚣城就建在原南武城旧址。被称为三大奇书之一的《读史方舆纪要》说，任嚣迁入番禺后，“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秦制以六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但这种说法，同样有不少争议，因为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南武城，本来就歧见纷纭，如果南武城都没有，“增筑”一说，从何谈起？
凡涉及到秦、汉时的广州文物，由于历史久远，信史阙尔，所以对为数不多的文献，几乎一字一词，都会引起争议。比如年在西村石头岗的秦墓中，出土了一件盖面烙有“蕃隅”二字的木胎漆盒，就是这一时期的遗物，便有人声称，这是“番禺”在秦时的写法，汉代的“番”字已去掉了“艸”的部首。但也有人说，漆盒上明明是个“隅”字。“番禺”与“蕃隅”不是一回事。一般认为番禺之名，来自番山和禺山，番字无藩属之意。但“蕃隅”却可以解释为藩属之隅，意思完全不同。事实上，“蕃”字在汉代以后很长时期，仍然使用，可通“番”与“藩”，如广州的“蕃坊”，读音与“番”亦不同。有人提出另一种猜测：“番”为蛮夷，“禺”是地区，番禺是指“蛮邦”；但也有人反驳，番禺与上述各种解释都不相干，而是古越语“盐村”的意思，广州曾经是产盐区。
关于番禺的原意的讨论、考证，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各位广州朋友，你们又有什么见解呢？
读本号文章，品广州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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